为了奕譞那封没什么见地的奏折，朝廷还搞了一次内阁会商，从而诞生了一个差点弄死奕譞的派系。参与讨论者，有素来仇视洋务的大学士倭仁、吏部尚书朱凤标、刑部尚书瑞常，以及当时正在北京盘亘述职的直隶总督曾国藩。
耐人寻味的是，经过一番议论，众人推举曾国藩起草对奕譞奏折的意见书。此折代表了朝中保守力量的立场，同时该文又撰于曾国藩之手，可见曾国藩对奕譞的主张并无太多异议。那向来以胸怀开明、积极洋务面貌示人的曾国藩，其实内心深处仍对洋人持仇视态度，否则他应不会对通篇意欲驱逐洋人的奏折保持认同。身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作为士大夫典型代表的曾国藩，其做人与做事存在着巨大反差、矛盾与纠结。曾国藩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几乎把这位大贤给搞分裂了。而一年后的天津教案，则不啻将他的思想与行动彻底撕裂成两个根本无法弥合的极端。
对奕譞的这份奏折，清廷以内阁复议的形式做出回应后，便再无反响。然其象征意义却实际，这是奕譞保守立场的首次公开“亮剑”，且收到不少重臣之抱团附和，朝中的保守势力终于从皇室中寻觅到领袖人物。进而立场保守且态度强硬的鹰派已渐趋成型，一旦中西事务上出现大的变故，鹰鸷便立刻展翅出击。天津教案便成了一个契机，鹰派振翅而起，把奕欣给搞了个狼狈不堪。
天津教案爆发后不久，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曾数度密函奕欣，表达对津案看法。丁中丞赞同曾国藩“中国现在力量不及，只有曲意求和之一法”的观点，称此“真深识远虑之谈”。应当说丁日昌的观点，非常符合奕欣处理津门事件的思路。于此之外，丁日昌还预见到围绕此案，朝堂之上必定出现反对声音，故丁力劝奕欣为首的决策层“现在事机紧急，守备则万不可缺，至于或战或和，应由宸衷独断，不可为众论所动摇”。此言堪称发自肺腑，预料也十分的准确。不出其料，主张对外强硬的议论很快甚嚣尘上，盈满枢廷。
政见不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背后裹挟着由宿怨和利益浇筑而成的冰冷私见。不过打响这场庙堂之争头炮的阵前先锋，却是两名汉人军机：李鸿藻与沈桂芬。李鸿藻本与倭仁、徐桐等人走得甚近，又因之前同文馆风波、丁忧夺情事件，与奕欣集团结下旧怨，故其出马反驳情理之中，不必赘言。较之书生本色的李鸿藻，沈桂芬曾于同治三年出任山西巡抚，经此历练，其门面气局为之大开，“治事精敏，在上前敢言能辨，同官咸服其才”。同治六年，沈氏起复便径直入值军机，兼任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诸要职，后因其处理洋务之才识深受奕欣青睐，被召入总理衙门委以当家大臣重任。寥寥数年，沈占据军机、总理衙门两大要津，俨然成为南派京官之魁首。
李、沈朝堂交锋，源于御史贾瑚所呈质疑总理衙门偏袒洋人策略的折子。朝议之时，李鸿藻与沈桂芬、宝鋆围绕此折，展开激烈辩论。李鸿藻认为贾瑚所言非常有道理，应该有明诏督责，宝鋆和沈桂芬则皆不以为然。颇有愤青气质的两宫太后，认同了李鸿藻的观点，故颁旨明发。宝鋆和沈桂芬岂能善罢甘休，又坚称“津民无端杀法国人，直是借端抢掠”，挑起了第二轮辩论。既然在枢桓之内，宝鋆与沈桂芬又是同一战壕的盟友，且背后有恭亲王奕欣这棵大树，李鸿藻孤身一人冲锋搏杀，让人看来可谓不智，只会令其形势愈发孤立。然而愈是孤立，却愈对李鸿藻有利。一来如此貌似不惜代价的拼争，可积累自己于清流之中的名声与资本，二来唯有如此才能激起奕譞等鹰派人物的支援。
果如李氏所料，次日奕譞便上折议论津门一案，两宫还为了这封奏折把奕欣给找来了。可见双方政见迥异，必在庙堂有一番恶战。午后诸王、军机大臣、御前大臣、总理衙门诸臣便一同被召见于乾清宫西暖阁。“两宫太后也是来了劲头，连面前的帘子都给撤了，翻来覆去的问起了天津的情况。别有用心的七爷奕譞和素来偏袒百姓的五爷亦誴，扯开嗓子就白话上了。五爷还是明白人，他也知道曾国藩的不得已，但是他坚持认为民心是国家的根本，而曾国藩的策略将会大失民心，所以绝不可行。六爷则是趁势加火，说必须顺应民心，而且天津的张光藻、刘杰无罪，陈国瑞也是个忠勇可用的将才。而且奕譞认为，总理衙门的照会中出现“天津举事者及大清仇人”之语，实在是有失天朝的体统。六爷奕欣面对真糊涂的兄长和假明白的弟弟，只能是苦苦坚持，誓死支持曾国藩。
鹰派诸臣咄咄逼人，宝鋆、董恂等奕欣死党自然不甘示弱，当即开始了大辩论。但是吵的时候久了难免变味，堂堂大清重臣们开始“恶语相侵”，辩论也变成了对着骂街。两宫太后见双方争执不休，不得不出面劝架，而且扔出了一句狠话“夷人是我世仇，尔等若能出一策灭夷，我二人虽死甘心，且皇帝幼冲，诸事当从长计较。”可是倭仁等人仍然不依不饶，认定张光藻和刘杰既是好官，便不应该加罪，瑞常与朱凤标也异口同声的跟着使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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