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鞭法没有像两税法一样引起物价暴跌而失败，原因就在于白银不断内流，尽管实行一条鞭法加大了对白银的需求，白银供给依然较为充裕。而一条鞭法发端于对外贸易发达的浙江、广东、赣南等地，也决非偶然。
一条鞭法的全面推行，表明明朝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了白银的本位货币地位。
货币财政制度本身是在已相当发展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而一切税课、力役折银缴纳，又直接扩大了白银货币的使用范围，同时大大削弱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更多的农民得以摆脱土地的束缚去从事工商业，进一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也间接扩大了白银货币的使用范围。凡此种种，都使白银本位币的地位更加巩固。
明代对外贸易的发展使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推动了银本位的确立。
在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前提下，白银成为本位货币的物质前提是国内市场白银存量足够满足流通之需。在西方世界，早在古希腊时期，金银铸币就已广为流通。而在中国，虽然早在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就铸行了白金币，但白银一直未能摆脱辅币地位，甚或主要用于贮藏。自秦始皇扫灭六国，统一币制以来，外圆内方的铜币历经朝代更迭，盘踞本位货币宝座长达一千多年。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中国金银矿藏相对贫乏。根据明史籍所载银课收入数字计算，自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以来百余年间，中国白银年产量一直徘徊在10万两左右，明代前期约20万两左右，较之美洲、日本、欧洲只不过是个零头而已。而且我国银矿品位不高，开采往往得不偿失。据全汉升统计，明代中国银矿含银量在0.003%-12.5%之间，一般在1%以下；而同期秘鲁波托西银矿含银量为50%，新西班牙银矿含银量为5%-25%。《明史.食货志.坑治》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嘉靖二十五年（即西历1546年）七月命采矿，自十月至三十六年，委员四十余，防兵千一百八十人，约费三万余金，得矿银二万八千五百，得不偿失。”梁方仲就此指出：“中国向来是一个产银不多的国家。自近代与欧洲各国通商以来，银的供给，大部分依赖外国的来源；本国产量，殊不重要。”
对于张居正的改革，在座的众人都是熟读经史的博学大臣，当然十分的清楚，但是听见崇祯皇帝朱由检一阵深入浅出的具体分析，方才恍然大悟！
崇祯皇帝朱由检淡淡的道，“都做好笔记，不管你们听不听的明白，朕都希望你们慢慢的，都能够搞懂朕在说一些什么？”
崇祯皇帝朱由检的语气是淡淡的，众人在稀里糊涂的同时，勤勉的记录着皇帝说的话，耳朵崇祯皇帝朱由检本人，却并没有准备什么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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