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经过很简单，山东问题，在崇祯皇帝朱由检对白莲教实行了征剿的同时，也对当地老百姓杀戮过多，这杀戮过多的后遗症就一直没有终结过。
崇祯皇帝朱由检也知道迟早会出事，但他没有办法，历史该怎么发生，他是阻挡不住的。这一点，他早就反复的印证过，尤其是对于像毛文龙手下这种，不在他调动范围之内的人，他只能希望这这些人不要反，却由不得他。
早在崇祯三年（1630年）一月，孙元化随孙承宗镇守山海关，三月加山东按察副使，五月升登、莱二州巡抚。后来袁崇焕杀毛文龙，於皮岛的毛文龙旧将哗变，孙元化接收了皮岛的叛将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李应元诸将。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
当时崇祯皇帝朱由检就预料过这帮毛文龙的这帮手下，日后会成大祸患，但是知道历史的进程，并不代表着就有能力能够解决，军队不是老百姓，崇祯皇帝朱由检杀不动！他一直给这帮人优渥的待遇，却没有想到历史该怎么发生，换个状态，却仍然还是要发生的。
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率清兵攻大淩河城（今辽宁锦县），祖大寿受困城内。孙元化急令孔有德以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然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不和，孔有德抵达吴桥时，因遇大雨春雪，部队给养不足，又部队行抵吴桥时，与山东人屡有摩擦，县人皆闭门罢市。有一士兵强取山东望族王象春家仆一鸡，该丁被“穿箭游营”。於是士兵击杀该家仆，事後象春之子不肯罢休，要求查明真相，李九成把孙元化给的市马钱花尽，恐遭非议，於是抢劫哗变。
孔有德受李九成、李应元父子的煽动，在吴桥发动叛变，在山东境内连陷数城，黄龙遭叛兵割去耳鼻，史称“吴桥兵变”。广东道御史宋贤上疏抨击山东巡抚孙元化：“登莱抚臣孙元化侵饷纵兵，贪秽已极。其所辖士卒，数月间一逞於江东，则劓截主将；再逞于济南，则攻陷城池，皆法之所不赦者。”，广西道试御史萧奕辅指责孙元化放任孔有德，又说张焘“卸罪於波涛，借词于风汛”。
后来，孔有德倒戈杀回山东半岛，连陷临邑、陵县、商河、青城诸城，率兵直趋登州。孙元化急令张焘率辽兵守登州城外，遗总兵官张可大发兵抗击，以两路成合击之势。但张焘部与孔有德旧职，张焘的兵卒随即投入孔有德行列，而张可大部自是大败。与孔有德是旧交的登州中军耿仲明、陈光福等人，立即举火开门，双方战事胶着，东江兵志不在攻城陷阵，而在于劫掠物资，要不然，整个登州都早已经失守。
崇祯皇帝朱由检听完了前因后果，一阵愤怒，却并没有像过去一般，又是摔茶杯又是骂娘的。
崇祯皇帝朱由检早就知道，山东的问题，迟早还是会走上前世的老路，他想将大明的南北连接到一起，最大的问题便是这山东的问题，这地方人多且贫穷，自己根本无力镇抚，上一次又因为白莲教的事情，十里连坐，杀死上百万人，可以说，自己在山东是很不得人心的，崇祯皇帝朱由检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但是让他再来一次的话，对待这样的民风彪悍的贫寒之地，他还是会照样来一次！
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心里面，从来都没有地域偏差，在现代，即便是全国都在骂河南人，他也没有认为所有的河南人都有问题，哪里的人都有好有坏，只能说那地方的爱小偷小摸的比较出名一点，仅此而已。北京上海这些地方的人就没有不小偷小摸的人了？就没有爱贪小便宜的人了？就没有喜欢在背后害人的人了？
崇祯皇帝朱由检是对事不对人，他想着的是怎么解决问题，整个大明的天下都是他的天下，一个皇帝又怎么可以有地域性的偏差？你的心有多大，你的天下就有多大！
要说不喜欢，崇祯皇帝朱由检根本就不喜欢京城的人！很多时候，反而认为苦寒之地的人最为淳朴，只是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慢慢的教化，如果在太平盛世的话，崇祯皇帝朱由检绝对没有勇气也没有那个魄力去执行自己的一套改革方针，是个人都会产生得过且过的思想，皇帝也不例外，只是，他这一世是重生的，他不想走老路，才会越发的狠辣了些！
“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李应元，一个都不能放过，连同所有叛军，一个都不能放过！”崇祯皇帝朱由检深沉而又冷静，他没有发火，不但是大臣们已经多年没有看到过崇祯皇帝朱由检再次发火，即便是在深宫之中，即便是在单独跟王承恩在一起的时候，崇祯皇帝朱由检也没有再发过火，不是说他的心态老了，他现在的心态已经恢复到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心态，虽然比他现在这个二十三四岁的身体年纪要明显的成熟许多，却也符合一个做帝王的人，应该有的质素。
王承恩点点头，“遵旨，老奴明白皇上的意思了，但是山东兵马都是原来毛文龙那边退下来的，估计其战力，比大凌河的兵马都要精干些，且有上万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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