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安奇向杜广升勾勒的未来那是几十年后才能看到的场景，没人有把握来肯定或否定格里安奇的话是真是假。
但眼下，格里安奇的第一个预测已经成真了。
南京城的西北区域是相对贫困的‘贫民区’，这里生活着超过三成的南京百姓，但却只能创造整个南京不足百一的财富。
而这些贫困的百姓家庭，在对待银行的态度上正如格里安奇所说的那般，老百姓选择将自己家中的存银拿到银行兑成铜票，而后储蓄起来。
“一年息百三、最高五年期息百五。”
储蓄所得这个牌子让百姓们趋之若鹜，他们做了一个计算，如果存入一千文钱，那么五年后就可以领取一千二百五十文！
可以买好多大白馒头了。
老百姓们的关注点跟商人们恰恰相反，对于银行所提供的另一项借贷业务，他们连了解的兴趣的没寡然。
他们本就没有什么抵押物，无非几亩薄田一处偏陋的宅子罢了。
就算抵挡个百八十两银子又如何，拿来能做什么呢？
万一时间到了期换不起，那赖以生存的田产和房子被收走，一大家子就不得不去县衙申报，移民填辽东了。
至于新兴的保险总会，倒也对这些百姓们准备了一份保险。
农业险。
这个名字一目了然，就是保田产的保险，保天灾的。
如果遇到干旱、蝗灾、洪涝等天灾，导致田地绝产，则保险总会偿付今年所产农作物的等额金钱。
这份保险还是很让老百姓心动的，但那按比例缴纳的保险金又让这些百姓望而却步。
“万一今年没遭灾，那这钱给退吗？”
“不退。”
“那这保险不办了。”
这就是百姓的思维。
这些年天下风调雨顺的，哪里来的那么多天灾横祸，这保险不办也罢，省的白白打了水漂。
当然，有抵触自然也有愿意办理的。
“买个心安吧。”
比例金不过百五，也就是说二十年内遭一次灾就不算亏，虽然按照民族特性文化来说，大家都讳疾忌医，越怕什么越不愿意说什么，这种“只要二十年内遭一次灾，就没买亏”的话那是万万不能当大家伙的面说出来的。
还不被别人给骂死。
办保险的人数寥寥，但是存钱的却排成了长队，许多老百姓把家里的碎银子、银饰品之类的物件淘换成铜票，而后便第一时间办理了开户手续。
多的有存五十两、三十两，少的也能存个十两八两。
可见在这一块业务上，老百姓的还是持着支持的态度，热情也都相对较高。
至于钱存入银行会不会消失，这南京城里的百姓还是心里踏实的，天子脚下嘛。
老朱家两代皇帝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那是没得说，无论是太祖还是眼下的建文皇帝，那都是实打实拿老百姓当自家亲人，至今让老百姓津津乐道的便是当年，朱允炆为了百姓们，一怒之下把两个发国难财的亲叔叔给砍掉脑袋的壮举。
跟着这么一个皇帝，还怕被骗？
谁敢骗老百姓，皇帝老子就一定把谁的脑袋拧下来当球踢。
这不是朝廷本身的公信力，这是朱允炆这个皇帝这么些年坐下来自身的公信力。
而能让老百姓唯一担心的，可能就是所谓的铜票本身了。
毕竟当年洪武末期大明宝钞的迅速贬值可是坑苦了这些百姓，他们一如既往的信任朝廷和这个国家，用真金白银和粮食换了一摞摞的宝钞，结果短短几年的时间，这些宝钞贬值到不足原先的三成。
老百姓不容易，几年省吃俭用，吃糠喝稀就存那么十两八两的银子，一夜之间全没了。
这种绝望感远远要超过死亡本身。
好在这一次的铜票比起大明宝钞看起来要更加精美，而且钞票上的太祖画像也让百姓们有了再信一次的勇气。
当初印钞的时候，工部的想法是把朱允炆的画像印上去，是后者一口回绝：“朕躬德薄，何以配与爷爷并焉。”
不过铜票的事还是让朱允炆很是牵挂，老百姓经不起二次上当了，所以在第一批铜票印发出来之后，他还特意从刑部大牢中找出几个即将问斩的假钞犯。
让这群假钞犯按照他们的技术仿造了一批，结果发现无论是材质还是花纹、图像都天差地别，差距明显。
精细的雕版印刷民间那是怎么都做不出来的，而且纸张的质量上佳也导致了成本增加，民间想要做出一份一模一样的假钞，必须手工复刻，一张一百文的铜票，民间自行仿制的成本就要高达八九十文，甚至有可能比这张一百文的铜票本身更贵。
当然，粗制滥造的假钞一样会诞生，就好比后世，你永远无法杜绝假钞的市场一般。
对这一点，朱允炆就无可奈何了。
他终究是人不是神，他无法斩断人心中的贪念，更唤不醒人心中的良知和道德。
“无论到什么时候，承担风险和吃亏的永远还是最基层的百姓们。”
为国家计，银行必须成立，铜票必须发行。
为百姓计，那就重农抑商，坚持金银为本。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百姓何其难啊。
虽然心里惆怅不已，但朱允炆还是继续大力的推行了这项政策，并为取得的成果而欢欣鼓舞。
仅开办当天，南京一城便兑出了总价两百一十万两的铜票，而这些铜票又全部被存入了银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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