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选择职业的话，韦宝最想做的职业，并不是海盗，他想做个船长，驾驶着巨舰满世界旅游，做生意。
正当的做生意，而不是土匪强盗行径。
16-17世纪明朝中叶，华夏的东南沿海就是一个海盗的世界。
这里有中国海盗、日本海盗、葡萄牙海盗、西班牙海盗、荷兰海盗等等。那时商、盗没有明确的划分，有生意做的时候就是商（走私），没生意做的时候就是盗。
他们有时候互相抢，有时候就上岸抢。
当海禁宽时，海盗就变成海商；当海禁严时，海商就变成海盗。
因为明朝的海禁很严，中国海上商业资本没有出路，所以就只能去做海盗，因此，这些海盗也可以称为“海商集团”。
韦宝当初给天地商号的各处会馆取名海商会馆，便有这个考虑在内。
这些海盗（商）集团的势力很大，甚至可以左右明朝政治、军事局势。
民间海盗中枭雄辈出，他们依靠各种形式的海上营生手段，积累了巨额财富，并拥有了强大的武装团队，一度控制了往来的商路，成为海上不可忽略的力量。
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不敢贸然去惹中国海盗。他们的实力、装备、规模、战斗力对英国人有很大的威慑力。
而历代中国海盗中的一部分首领，在多次实战中表现出的智谋和果断，丝毫不逊色于神机妙算、能征善战的统治阶层的精英。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大海盗王直派人传话给明朝政府，表示愿意听从命令，协助剿除松江各处流民，并希望以此换得明政府开放沿海贸易的许诺。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就是中国海盗（商）集团的头子，他假意投降明朝，其实是为了消灭其他的海盗团伙，称霸中国沿海。
郑芝龙的手下达到10万人，是当时世界海盗中的“巨无霸”。
后来郑成功从荷兰人手里夺取台湾岛作为反清基地的主力就是郑芝龙的海盗集团。
明朝中叶的中国海盗和现代的海盗不一样，他们代表着商业的新兴力量。
很可惜，这些商业力量并不成熟，郑氏集团到达台湾之后并没有继续发展商业，而是把金钱换成了土地，错过了建立海上商贸帝国的时机。
《明史·佛郎机传》记载，佛郎机人凶险，武器也最精良，海外诸番无敢与之对抗。“佛朗机”是明朝对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称呼。
16世纪初，葡萄牙殖民者航海到远东，准备侵略中国，妄图“绝灭广州人，攫取全中国”。
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入广东东莞县，占据屯门岛，剽窃行旅，抢掠商船，把海边年轻女子劫走，掳掠中国人运往印度和欧洲充当奴隶。
这些罪恶行径激起了琼州民众的愤怒。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五月，葡萄牙舰船三艘泊铺前港。
海盗施和得悉，即率领部众攻袭葡萄牙舰船，击伤舰船，使其桅杆折断，不得不退入内港，寻求明王朝官府保护。
此时的明朝琼州指挥高卓站在了葡萄牙人一边。他统领所部官兵与土司王绍麟所率黎兵一起出动，攻击施和船队。然而施和设伏击败了官兵，高卓只身逃走。
“和西方统治者依靠海盗的力量来扩展海外殖民地不同，中国历代封疆统治者对中国海盗的态度，不是招安、圈禁，就是‘虽远必诛’的无情绞杀。
像‘七海霸主’陈祖义、‘净海王’王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叱咤风云的海盗到了统治者手中，大多未得善终。
而当他们流亡海外，期望在东南亚等地落地生根时，还会遭到西方殖民者和各种势力的迫害。
如果明清两代，能够真正地利用中国海盗的力量，今天的华夏面积将不可想象。
当年远航归来的郑和，向明成祖朱棣献上在旧港擒获的海盗首领陈祖义。
隆重的献俘仪式上，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者的称颂中，明成祖下令斩下了陈祖义的头颅。
在韦宝看来，这斩下的不仅是陈祖义的脑袋，也斩下了中华在海洋上崛起的命根。
对照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当时的其他航海强国，其崛起的过程无一不是充分利用海上的民间力量，朝廷不但不重视，还千方百计要把它消灭掉。
如果从西方史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些湮灭于中国正史中的叛民、流寇，完全有可能成为与哥伦布、麦哲伦、德雷克齐名的海上英雄。
和陈祖义命运相仿的，是明朝海盗的头一号人物汪直。
明朝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汪直受到“招安”，还蒙在鼓里的他，被监斩官遣人用轿子抬上了法场。
他建立的海上帝国在朝廷的阴谋中陨灭。
汪直是典型的中国海盗代表，他把海上的经营做到了极致。他所处的正是中国海盗活动最频繁的时代，时势造英雄，但他身上也带有着典型中国海盗的弱点，所以导致了他最后的命运。
据史书记载，在汪直最鼎盛的时期，他手下船队的贸易总量超过了当时明朝最重要的贸易省份浙江和福建。
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海禁愈严，贼伙愈盛。和清代的闭关锁国相比，明代虽然并没有中断海外贸易，但统治者把生意拢到了自己的手中，强令百姓“片帆不得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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