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海禁政策的出台并不是单独出现的，而是与朝贡贸易一起出台的，并构成了明代天朝礼治天下的基本内容。
明代海禁政策的出台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消极的抗倭。
最早来接触到中国人的是葡萄牙人，早在葡萄牙人抵达中国海岸线之前，他们就已经接触到了在南洋经商的中国人。
1511年，葡萄牙名将阿尔布柯尔克带领一支由17艘战船和1800人组成的远征军进攻位于南洋地区的贸易重镇马六甲。
由于马六甲本地统治者一贯偏袒***商人而对中国商队严加盘剥，并且企图利用战乱打劫当时停泊在马六甲港的中国商船。
因此当地的华商主动为葡萄牙军队提供了帮助。
虽然此次联手对敌最终未能实现，但熟悉当地情况的华人也将马六甲城内的情况及守军情报透露给了这些新来的西方人。
双方的初次接触都给对方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事实上，这些南下经商的华人并非私自出海的私家商贾。
由于明朝已经严守海禁政策达半个世纪，普通人是无法期望自发出海进行贸易活动的。
但南洋地区的诸多商品，譬如胡椒等香料都是中国无法自产的物资，所以官方在大规模停止下西洋活动的同时，依然允许一些地方商人在官方组织下，定期南下贸易。
葡萄牙远征军在马六甲遇到的华商正是这种具有明朝官方背景的官商。
这些商人每年定期下海经商，在返回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港口广州后还要被市舶司抽取货物总价值约10%的重税。
除此之外，他们私下还要向地方官员进贡贵重礼物，作为孝敬。除了作为官方特许贸易的经营者，他们也是当时明朝少有的，可以帮助官方了解马六甲情况的眼睛。
阿尔布柯尔克同华商接触的第二年，中国商船返回马六甲，但这一次却没带国内产品进行贸易。
对此，华商首领告诉葡萄牙人，他们这次是替官方来探查马六甲局势的。
有了这两次印象不错的碰面，葡萄牙人很高兴的开始计划继续从海路向中国进发。
由于历史上，《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的巨大影响力，此时西方人脑中幻想的中国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富庶宝地，所以到中国进行贸易被认为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目标。
随后几年里，葡萄牙人以马六甲为基地，陆续向南探索了摩鹿加群岛等香料产地，向北抵达了泰国。
他们发现，泰国人和一些南洋小国因为属于明王朝的藩属国，所以可以与明朝进行合法的贸易往来，并且也由于地方官的逐渐纵容，已经可以不按明朝规定时间朝贡，随时到广州进行贸易。
于是葡萄牙马六甲当局立刻派几个商人代表搭乘他们的船第一次抵达了他们朝思暮想的中国，完成贸易之余，商人们也做了关于中国的报告。
临走前，他们不忘在广东珠江口的屯门岛上竖立一座发现碑。
正是有了这层铺垫，远在里斯本的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下令组织一支船队去中国，并派出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位驻中国大使皮雷斯。
皮雷斯原是曼努埃尔一世的私人医生，随着阿尔布克尔的船来到亚洲，原本的任务是为国王寻找香料产地。
在亚洲的几年里，他把他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叫《东方概要》的书，成为了近代欧洲第一批关于亚洲情况的一手报告。
接到国王的命令后，皮雷斯走马上任。
很快一支由安德拉德率领的船队奉命护送这位大使前往中国。
船队于1517年抵达广东珠江口。随即靠近广州城外鸣炮示意，惊动了当地官员。
之后葡萄牙人便在广州地方官安排住下，一方面让他们学习宫廷礼仪，一方面也是要向远在北京的朝廷禀报。
这段时间，皮雷斯侵染在中国的地理、贸易和风俗习惯信息中，因而在他的著作《东方之夏》对中国有许多描写。他写道：“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土地辽阔、讲究排场、铺张奢华。”
这份报告中，这位葡萄牙使节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人的餐桌上经历：“船上摆了九张桌子，没有铺桌布。上席坐下后不久，桌上就摆满了许多菜肴，有鸡、鸭子、烤猪肉和熟猪肉，用蜂蜜和糖做的圆面团，以及许多水果。桌上还摆上了木碗和银勺，瓷杯里斟满了白棕搁酒。他们的食量很大，经常喝酒，但每次都喝得不多。菜里放了许多佐料，配上糖蒜，吃饭用筷子。”
由此他得出结论中国人“什么食物都吃”，他们和***或希伯来人不同，比较好交流。
“中国人都吃猪肉、牛肉和所有其他动物的肉。他们神态自若地喝各种难喝的饮料，称赞我们的葡萄酒，且喝得酩配大醉。在马六甲看到的人身体虚弱不堪，不诚实，还偷盗东西，看来那些人是中国下等人。他们吃饭时拿两根筷子，左手把碗端到嘴边，用两根筷子往嘴里送饭。这是中国人的吃饭方式。”
不过很快，由于广州的外宾接待场所有限，且明朝官员不希望葡萄牙人停留在此。
于是船队去到珠江口的屯门岛，并且在岛上建立了自己的据点。
这非常符合葡萄牙人一贯的建立贸易据点的经营习惯，却也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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