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郑芝豹率领天津水师2艘主力舰，率着20多艘武装商船，以贸易的名义从天津港出发，中途经过皇城岛、耽罗岛等等中转站补给，驶往日本的长崎港……
郑芝豹在投奔肖图白前，就曾往来日本、南洋各地进行贸易。
日本日趋闭关锁国政策下，往来日本的文书叫做“朱印”，没有朱印资格的船主，便不可以在日本进行贸易。
此时，郑芝豹率领的船队，有7艘已经拥取得朱印船文书。剩下的，没有取得朱印文书的商船，也可以在长崎港停泊，顺带向日本幕府申请朱印船资格。
这个年代，作为中华上国在亚洲各地的特权是一大堆的！比如在日本，中国就充分享受特权。
众所周知，日本德川幕府奉行“闭关锁国”政策，能与日本做生意的境内外商船，需要取得朱印资格。而朱印船资格，对于众多西方商人和日本商人来说，都是很难获得的。
日本幕府对于日本的本国商人仅发个30多个朱印，也就是说，这有30多个日本船只，有资格出国贸易。剩下的敢出国，要么别回来，回来后会被判处各种刑罚。
而德川幕府对荷兰人也仅发放了5艘朱印船资格。对于其他西方商人，则已经不再发给朱印船资格。
中国商人，未获朱印船的，可以在长崎或者江户申请。而很多其他国家的船主，没有朱印文书，便会直接被没收货物，驱逐出境。日本国内的武士、大名，甚至连造500料以上的船只，都是非严禁的。限制日本国内子民出海，也是幕府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批准少量日本的船主出海经商，其实也多是幕府官方的背景。比如，从大明进口丝绸、棉布的日本朱印船商人，十有八九都是为德川幕府办事。
由此可见，17世纪想要和日本做生意，最好要拥有中国国籍，因为中国国籍是最容易获得幕府幕府颁发朱印船资格的。
事实上，日本锁国政策，对于中国商人是大大有利的。
因为，日本的这一项政策，使得西方国家与日本贸易量大减，而中国商人乘机占领了日本市场的贸易份额。
比如，澳门的葡萄牙人，从大明进口商品，卖到日本赚银子。再用日本赚的银子，到大明廉价拿商品！通过这种“广州、澳门、长崎”航线的贸易，葡萄牙人每年可获利数百万。而这种技术含量很低的二道贩子，中国商人完全可以自己做，何须葡萄牙人？
日本市场向葡萄牙人关闭后，葡萄牙人只好去做“中欧贸易”。这个贸易，周期更长，一年仅往返一次。而做中欧贸易后，则会带来大量西方的书籍、商品，对大明经济科技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
大多数的西方人，被排斥出了日本市场。这块市场的大部分的利益，几乎被大明商人独占。对于促进大明沿海地区的资本积累和城市化，非常有利！
只有该死的荷兰人，非常奸诈、狡猾，不知道使用什么办法，居然继续保持了与日本通商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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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日本？倒是有一点唐风！”
吴三桂望着长崎港，这座日本唯一的对外海港，经过了数百年发展，并且垄断日本对外贸易，每天流进流出的物资数千万两计，市面的繁华并不比此时天津港逊色多少。
将道子不屑道：“日本？唐风？大唐时期，万国来朝的风气，岂是日本小国这点皮毛可以比拟？”
唐风！是大唐国力昌盛形成的发自内心的自信，自信凝聚了特有的风俗。
在唐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还未成型，中国的陆上丝绸之路，还连接欧洲、非洲、印度等地。那时候，唐朝的长安城无疑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中心。
大唐盛世时疆域无比，巅峰时本土面积超过1200万平方公里，唐朝李白出身之地碎叶城，位置便是后世的吉尔吉斯坦，那时候，中亚大部份土地，都曾是大唐国土。而唐帝国辐射、控制的藩属国，面积不下于本土面积。可惜，唐朝国力极盛不久，境内发生安史之乱，大量精锐被抽调回国镇压叛乱，也顾不上万里之遥的中亚地区，以至于中亚国土被***文明吞并，全盘的***化了。
而宋、明时期，中国在气质上，是不如大唐的。唐朝的万国来朝，包括欧洲、非洲藩国前来朝拜。这种档次，比明朝的百多个藩国更为高级。明朝的藩国追求一个数量，很多的藩国甚至仅仅是人口几千人的部落。大一点的藩国日本、朝鲜、越南，都是两面三刀，向中国朝贡时，称王国。关上门后，自称帝国。
朝鲜人还本份一些，虽然也自称朝鲜小中华，但是没有关上门称帝。日本关上门可是自称大日本帝国，越南关上门，其内部也自称大越帝国。
吴三桂淡然道：“难道将先生的自信，仅表现在歧视日本人身上？有本事，像西班牙、荷兰人一般，打下大片殖民地呀！”
皇家新军的全军，都是有理想的年轻人，经过了民族主义、殖民主义等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熏陶。全天下，除了肖图白令这些热血军官们尊敬，全天下任何一股势力，皆被他们轻视。试想，控制辽西、蒙古、西藏和半个朝鲜的清廷，也被皇家新军军官蔑视，更何况小小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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