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曹延正告诉我，他已经加入了组织，看他兴奋与信心满满的样子，我也装得很高兴，和他一起到小店里庆祝了一下，他第一次喝了一杯像我们这亲的下力人才喝的红苕酒。
对于我来说，任何一个组织都只能属于那段历史，跳出那个范围，不管如何宣传与标榜，都不再原汁原味，再加上人员的新老交替，要想保持原样，那基本就不可能。虽然有人会说自己代表了什么，但是，时过境迁，所有的基础都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如果不变，那本来就违背历史规律，就像一个贫农，他经过艰苦朴素挣得了家产，但当他的后代来接班时，还让他们艰苦朴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增加土地而不是管好土地上，那么，这本来就不合理，但如果这个后代着力于把土地管出效益，艰苦朴素当然可取，但精明的管理才是重点，非要说不变以示自己的高尚，必然把人变得虚伪。社会自然要比这复杂得多，更可况我们是个从来不墨守成规，而是总是玩弄规则为能乐，为能的民族，变是必然，不变，那是才是偶然。
我并不刻意反对谁，因为无论选择什么道路，最终的结果都是殊途同归，换的只是人，而这些人具有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一直未变的共同点，那就是精英，只是这些精英们在走上精英道路时，选择了不同的武器。在那些注定只能成为下层人的不断推送下，新的精英们把老精英从上层拉下来，或者取而代之，或者将它溶入到新的团体中。如果你好好看看历史就会发现，我们的民族是最利于精英成长的环境，因为没有规则或者精英们就是规则，所以，谁坐上了精英的位置，谁就可以定立规矩，有没有人遵守那是另一回事，能定下来，让人表面上服从就行，对于百姓，仍然使用几千年屡试不爽的策略，只要甘居下层不冒出个新的精英就行。
正所谓物以类聚，拥有众多像曹延正这样的人的一个组织，至少标志着这个组织在这段历史里是值得人敬佩的，他们拥有着一个共同的品格，坚守信念，他们坚守着自己的信念，绝不会因为环境的恶劣地位的上下而妥协甚至改变，他们不会把自己放在人生的最中间，也不把利益作为考虑的因素。
组织由人构成，人员会决定组织的性质，组织对人的改变那是相对的，而人对组织的决定却是绝对的，当人员的成长经历、认知过程、人生体验这些源于社会现实的内容发生改变以后，这个组织也必定会发生方向的偏移、思想意识的动摇，局部来看，甚至面目全非。这样的改变很多时候也是历史的必然，所以无可厚非，而且这种变也是对历史的一种适应，对未来的一种展望，但是，有一样，却一直都没有变过，那就是半争，心智的较量，人性的残杀，不管在哪个组织，最终都将走向，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掩盖于合作之下的斗争。有伟人曾经说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战天斗地，可以推进人类的进步，但是，却并不一定能在族群里体现其存在的价值，因为在我们的价值里面，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不是财富，而是他能决定多少人的命运，能让多少人为我所用，听从指挥，服从安排，能对社会规则玩弄到什么程度，哪怕只是欲望的满足，也要以他人讨好似的自觉自愿为基础，因而与人斗，才成了终极人生目标。应该说，这就是我们民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因为这种精华存在，使我们的民族每次在大灾大难面前，总能团结一心，只要精英们有了共同的认识，再强的外敌也能被打跑。当然，这得有个前提，那是旧精英们愿意承认新的精英集团的崛起，否则，历史上那几个受当时的外族所侵的教训就会重演，幸好，这次没有出现。两千多年的历史过去了，精项们偕时与进，前赴后继地践行着这一精华，将其发挥到了极致，也丰富与强化着这一思想的内涵。
虽然我只是经历了两千多年中的三个节点，但我却发现，古语所言，时危见臣节，世乱见人心这话的正确，在这些时候，你才有真正找到灵魂高尚之人，他们无私无畏，坚持信念，总是把民族与国家、人民放在首位，漠视残酷的组织斗争。而和平年代，精英们全力斗争，以各种方式掩盖事情的真相，而那些蛆虫一般的读书人，趋炎附势，大肆吹捧，于是，社会价值便四分五裂，再也无法集中，直到新的精英抓住这种机会竖起自己的大旗为止，大家各自为政，只能先照顾好自己，能捞则捞，能得就得，在个人地位起伏不定的现实里，最大限度地搜刮物质，积累财富，把所有的社会规则玩弄得体无完肤，人生的意义就彻底地崩溃了。如果你要渴望或者期待和平时期精英们有良知，有信念，那么，你将大错而特错，乱世出英雄，正是因为他本就一无所有，所以就无所谓有还是没有，他最希望得到的只有人心，因而，他才会真心实意为人心而奋斗，就像刘帮的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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