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分割钟家的财产时就曹延正与大家已经考虑到了可能受到的镇压，但是，当形势真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时，大家都非常惊慌，特别是农协与自卫队的成员们。有人居然紧张得几天都没有说一句话，也有人甚至表示要退出农协或者农民自卫队，更有一些农民已经公开表示，自己分到的浮财一点也没有动，如果钟进友打回来，自己亲自搬回钟家就行了，相信钟家不会怪罪于他。
外面的消息也通过各种渠道传了进来，本县的领导已经向上级呈递了军令状，一定要在新年之前消灭**与暴民，夺回鸡公寨，控制整个县的局面。领导向所有的绅粮分出号召，把各家的私有人武装力量集中起来，组成县保安队，保卫县里所有的大户人家不受暴民的侵害。经过沟通，建立起了一支有七八十人，三四十支长短枪的保安队，队长是刘昌武，一个绅粮的儿子，参加过抗战的川军，负伤后回到老家，据说，这家人与四川军阀头目还有些亲缘关系。这人极为嚣张，说只要反这支队伍训练好，中秋节之前就能消灭**与暴民，而且要将他们赶尽杀绝，绝不留下后患。
在全县绅粮的支持下，他们又筹集了大量的钱财，准备到外地购卖更多的军火，发誓一定要把我们消灭。这让我想起了在合江县募捐的事情，在那里，合江县里的财主们，吝啬之状简直无以复加，现在，虽然人变了，但还是那些阶级，却大方得令人惊讶，这大概是因为抗漳对他们来说，那是别人的事，漳国鬼子至少现在还不能打来，就算来了，也没说就要夺他们的天下，但现在却不同，农民要革的命，却是他们的，要夺的财，却是他们的。这就是我们民族千百年来居于统治地位的人，在他们那里，根本就没有民族与国家之说，有的只是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家人，他们美好的生活。未来未尝不一样，那些从自己同胞身上无情地收刮，然后拿到国外去结外国人欢心的人，与此又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会在适合的时候大谈爱国爱民族，但是，他们所作所为，哪一点考虑到了国家与民族呢？他们的人生价值只有一种体现，如何玩弄自己的同胞，如何战在自己同胞的身上趾高气扬、飞扬跋扈，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做自己的奴隶，而不是努力推动自己的国家与民族走向繁荣昌盛，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虽然我们这里已经算是非常的封闭，但是，各种无法证实的小道消息在寨子里不停地发酵，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对游击队，对家协，对农民自卫队的信任正一点点地被磨蚀。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提振大家的精气神，游击队研穷决定，立即着手展开全民性的军事训练，我们把所有的青壮年组织起来，利用每天的下午，进行各种武器以及农用器具的搏杀训练。
我们每天都让游击队员与自卫队队员一起训练，高声喊着口号，把枪栓拉得“哗哗”响。晚上，我们也加台了巡逻，对所有可疑人员进行盘查。
对于那些传播谣言的人，我们也一追到底，把他们揪出来，搞清楚他们的目的，最终，我们发现，谣言的出处全与钟家的一些家眷与下人有关。如果说钟家的家眷因为不满于现状造谣生事那还可以理解，但他家的下人们也参与到里面就值得人反思了，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并不反对自己做牛做马，一旦习惯了做牛做马后，就实实在在地以牛马自居，把主人对自己的使唤当成天经地仪的事，死心踏地地为受主人的支配，哪怕主人不在身边，思维的定势，情感的依托，也让他们把自己当成了主人的附庸。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思考任何问题都不会从正义与公平出发，而是从自己与小团体的利益出发，哪怕自己在团体里只是一个小人物，甚至只是个受人欺压的角色，仍会不遗余力地自觉保护这个团体。而且这种行为方式在文化中潜伏之深，影响之广，连个最底层的下人都能够受到熏染，更别说那些深居高位的人。团队精神很重要，但是，如果因为一个团队的利益而放弃社会的公正与公平，那真是应该把这样的团队给消灭掉，否则，我们的民族将永远也没有希望。然而，事实是，我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风雨，似乎没有人对此关心过，特别是在未来，这样的思想反而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为什么我们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游戏规则，在规则的框架内行使自己的权利，却要任由那些精英们玩弄我们整个民族，我想，没有人能回答，能拿起知识来反对这一切的人，正*着这样的混乱所来的好处。
游击队中也有相对专业一些的军事人员，在他们安排指挥下，我们积极部署了防御，在几个主要的山道上按设暗哨，立起消息树；在寨子的必经之道两侧的山坡上垒起工事。我们将重点放在了寨子里，因为寨子的建设之时，在外围，在寨子的中心位置，就已经考虑到了对外来攻击的防备，围绕着钟家大院的高墙就是最坚固的防御工事，如果没有重武器，很难将其攻破，而院子里也贮有粮食，水源也有保证，坚持一段时间，应该不会有问题。但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还院子后的崖壁处修了一条秘密通道，紧急时刻可以将躲在院里的重要人物疏散出去，当然为保险起见，知道这条通道的人非常少。可以说，为了迎击敌人，我们已经设计了四道防线，以及一条退路，我们已经作好了最坏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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