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社会气氛中,小马哥、豪哥这样地人物形象自然就一下子能抓住所有观众的内心,引发强大的社会共鸣感??那种男人和男人之间无论贫富、不计生死也要偏执的固守自己的信念和道义的英雄形象。不但给香港观众内心提供了极大的安全感,而且潜移默化的完成了香港人内心渴望固守却已经渐渐流失了的道义准则。
等到了《无间道》大卖的年份,香港地社会已经同二三十年前大不相同。旧有的道德体系早已经崩溃,人们不再需要英雄和道义,黑与白的界限日益模糊,而香港人开始有了新地困惑。
这种困惑不再来自于外界,不再需要通过仰视英雄的方式来获得心灵拯救,这种困惑植根于每个人的内心,表现为自我角色的内心困惑。人们需要思考的是??我是谁?我要地是什么?怎样是对,怎样是错?
所以《无间道》说白了,是一个卧底的故事。不是警察和黑社会互相卧底,其实是在演出一场都市人自己卧自己的底地好戏。无论是刘德桦还是梁超伟扮演的人物,他们都是自己的卧底。他们的选择没有善和恶的分际,只有角色的不同。
他们扮演着一个身份,同时又在潜意识里知道自己其实是另一种相反的身份。这恰恰暗合了现代人的这种是非不分,惟利是图的浮躁心态??人人都知道要做好人是对地,但是同时内心又充满了尝试为了利益做坏人的打算;而做到了坏人的时候。内心又充满了希望自己是个好人的挣扎。
《无间道》在区区一百多分钟的电影里,把这种都市人的心态暗喻的淋漓尽致。黑与白之中的挣扎和自我心灵的放逐才是现代人心中真正的永无休止的无间地狱之路。
时势可以造英雄,时势也在造电影??造成功大卖的电影。许多人以为商业电影的成功。主要的决定性因素是色情、暴力这些所谓的商业元素;也有人信奉明星效应、名导效应,煞有介事的计算所谓的票房号召值;还有相当的一些人认为,卖座电影是靠宣传和包装出来的。
事实上,电影发烧友们津津乐道的这些东西,对于一个导演来说只是末节的末节,要想靠这些东西打天下,那下场只能是赔掉底裤。
作为一种文化产业的商品制造者,或者说生产一种文化产品的创作者、生产者,不研究市场、不研究目标消费群体的深层内心和潜意识层面的消费需求。把精力放在那些华丽的表面工夫上,这就好比古时候那个“刻舟求剑”的故事里,那个在宝剑落水的地方留下记号,等船靠岸的时候才跳下去打捞的蠢人一样。
就象九十年代末的那些香港的跟风片一样,以为模仿那些成功的影片,把所谓的“商业元素”拼凑起来就能够卖钱了,结果恰恰是票房越来越惨,还透支了观众的消费欲望,活活做坏了市场。那是因为他们对之前那些成功的电影之所以成功的关键点没有抓到,拍出来的尽是些失去了时尚性的已经“退流行”的东西,怎么可能形成良性的盈利模式呢?
在电影诞生和形成产业模式的初期,实际上对“时尚性”的把握往往不是主观主动的,而是一种随机性的碰撞??恰好碰上了就捞着了;又或者说,创作者的思维模式和心态正好和时代的大潮流是吻合的。
然而任何行业创造财富最终都要从无意识向有意识发展和进步,电影产业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发展到中高的时候,无意识的创作就变成了有意识的迎合社会心理需要的一种创作活动。
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几乎每个都拥有庞大的市场调查、统计、分析的部门,通过专业的社会心理学及其他方面的社会学人才,对海量的社会信息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然后交给编剧们去操作。
所以有人说,好莱坞是用生产罐头的方式来生产电影??每一道工序,每一环节的处理。都有车间流水线般的生产程序,一丝不苟地操作着。
这种生产方式虽然效果显著,但是也有僵化、滞后等特点。电影毕竟是商业和艺术的混合体,不能流水机械的生产。所以还需要天才型的预见性人才,在市场分析和时尚指向分析地基础上,做出精彩的人性化的判断与选择。
易青无疑就是这方面的绝顶高手。拿《花木兰》的大获成功来说,这个电影的成功有成功策划的成分,也有侥幸的因素在其中。在易青原先的构想中,在世界格局日益多元化,世界各大势力日益壮大,日益威胁到美国一国独大的国际形势下传统地美国价值体系正在遭受质疑、美国民众开始缺乏安全感,开始低下头来关注以前根本不被自己关心的民族和国家的大时代背台下,《花木兰》这样一部以纯粹地“中国风”民族特色为卖点;探讨战争与和平。表现弱小战胜强大,侵略必然造就悲剧,以塑造东方女性的神秘美为主要卖点的电影能够大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本来。以民族感、神秘感作为第一卖点这个市场突破口的确定,是在易素掌握和算计之中地事,而他对《花木兰》的票房预计,也只是局限于一亿三千万到一亿五千万美圆这样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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