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最高军事检讨会议一共开了五天,据参加会议的吴国桢通报,领袖训示“振聋发聩”,精神检讨“效果良好”。
最后一项议题是改组战区机构,调整军队编制,重新部署作战任务,把原先的整编师还原为军、师两级,同时在全国组建十几个战略兵团以利于机动作战。会议还对一批高级将领进行任免,胡宗南再次受到贬谪,从西北军政统帅降为副职,而作战奋勇的杂牌军将领黄百韬受到重用,被委以兵团司令重任。
蒋总统对检讨会效果寄予厚望,他告诫与会将领,国民政府即将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发起重大行动,一场军事总攻和经济改革马上就要双管齐下同步进行。希望各位将领知耻后勇奋发精神,面貌一新地投入消灭**的战场。
会议之后,蒋总统果然一手布置军事作战,发布“全国戡乱总动员令”,重振旗鼓重整旗鼓与**决战。另一手开始进行国统区经济整顿和币制改革,强力发行曾流产过一次的金圆券和银圆卷。
令李老板啼笑皆非的是,正面临着大决战的蒋总统,也没忘记现在是美国的大选期。国民政府外交部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的情报表明,民主党总统杜鲁门不得人心,共和党候选人杜威将会在大选中取胜。
于是,蒋大总统决心把宝压押在杜鲁门下台上,甚至还派人秘密赠送了大笔资金给共和党,助杜威竞选一臂之力。共和党也“投桃报李”,许诺杜威上台后将全力支持蒋介石执政。
几乎与南京进行军事总动员的同时,**在驻地平山县西柏坡村,也针锋相对地召开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共三十余人,除东北正在准备进行辽沈战役外各大解放区都有负责人与会。
毫无疑问,这是自延安撤退以后中央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也是国共决战前夜**高层谋划大局,定夺乾坤的一次重要会议。
今年夏天的**已经今非昔比,仅仅在一年前,毛和中央机关昆仑纵队还在陕北钻山沟,被胡宗南部步步紧逼的险象环生;东北的林总刚刚经历了四平战役的失败,而刘邓大军还在谋划决定生死的千里跃进大别山行动。
但是斗转星移,仅仅一年时间,国内形势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解放军不仅在队伍人数、武器装备上与**不相上下。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士气、觉悟、精神素质和战斗力上远远超越对手,占据绝对优势。
从某种意义上说,蒋总统提出“加强精神武装”,也还是看到问题的根源。但是国民党的社会制度出了问题,根部腐烂了,他的“精神武装”就失去依存基础。
同南京的最高军事检讨会相比较,毛比他的对手更显出了高屋建瓴的视野。
他没有在具体事件和战役上浪费精力,也没有讲大道理空谈理论,而是简明扼要抓住事物本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达到“举纲张目”的效果。
蒋总统无法也无力改变社会制度的本质,因此他的精神检讨会变成了人人走过场的务虚会,互相指摘的派系会,矛盾爆发只好和稀泥,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不但没有加强团结,甚至还加深了内部的分裂,根本就没达到检讨的目的,反而走向愿望的反面。
而毛则紧紧抓住全党必须服从“解放全中国”这个总任务,一切政治路线、思想体系和全党工作,都必须步调一致地服从这个根本大纲。
“目”是什么呢?简单些说,就是必须坚决贯彻落实中央提出来的各项工作和任务,也就是“加强执行力”。
由于此前各大解放区都被**包围,各自为战。加上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仅靠通讯工具和电台联系,各地对中央路线政策的理解执行差异很大。
更有一些干部权力膨胀各行其是,不把中央指示放在眼里,不服从命令、讨价还价和不听指挥的事情时有发生,地方主义和山头主义滋生膨胀。甚至连中央命令各中央分局每月必须按时向中央交出工作汇报,以便中央掌握情况的要求,东北局书记林老总都一连七个月不予理睬。
有的分局也时隔两三个月上报一次,弄得负责这项工作的周e来只好将此事向毛汇报。毛口气异常严厉地批评了林老总,并将批评内容以文件形式通报全党,防微杜渐,准备及时刹住了这股不正之风。
还有的地方领导和军队干部,凡事从地方利益出发,将小团体利益凌驾于全党全局利益之上,严重妨碍和影响了中央路线的贯彻执行,削弱了党中央的绝对权威。很显然,这也就是“执行力”有所减弱。
在西柏坡的众人看来,一个政党、一支军队、一个政府,如果没有令行禁止贯彻到底的坚强执行力,再正确的方针、路线、政策又有什么意义呢?到头来还不是毫无用处的一纸空文吗?如此各行其是,最终结果不就是架空中央吗?解放全中国的宏伟目标谈何实现?
毛向政治局会议作报告,一口气连续讲了八大问题
内容有理论有实际,结合国际形势,讲未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可以用两句话概括:党的战略方针是用五年左右时间打倒国民党政府,解放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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