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官僚们警醒的，乃是不能再出乱子，至少不能出现带有叛乱性质的动荡，为此，一些当地官员，甚至不惜捂盖子，乃至对党项人做出些妥协。在他们看来，只要你们不给官府惹麻烦，官府也不找你们麻烦，大家相安无事。
当然，也不是所有官员都这样，也有尽心王事，积极作为的，但不论做法还是手段，都失之僵硬，同样为了减少麻烦，好搞一刀切，强硬、强势以至无理。
还有更为过分的，那就是一些官员、将校，借着朝廷整顿党项部族的机会，从中牟利，肆意奴役、侵犯党项部民，榨取他们的财富。
形形色色，乱象纷呈，在夏绥地区回归朝廷二十年之际，当地的形势，已然十分糜烂，党项人怨声载道，矛盾不断激化，不安的情绪也在不断扩散，就像一堆干柴，只差个火星就能引燃。
这还只是党项人以及胡人的问题，地方的官僚，徙边的汉民豪强，也是矛盾重重，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下，人心混乱思变。
对于地方上的情况，朝廷不是一无所觉，不论是地方的有识之士，还是武德司的奏报，都有示警的意思。
然而，毕竟隔得远，不论是刘皇帝，还是政事堂的宰臣，都只当是政策施行过程中的一些负面影响。思及乾佑时代，朝廷制定的多项政策，闹出的乱子同样不少，大叛乱都有，榆林道所谓的不稳，又能严重到哪里去？
直到去年，随着黑汗使团案的爆发，鸣沙匪的现形，对于西北治安乱象，才终于引起了朝廷足够的重视，一场针对西北匪盗的治安大作战，收获虽丰，但也只是做到了面的打击，并没有根治。
随着对西北各项调查的展开，那隐藏在开宝盛世幕布下的真实一面，也终于露出冰山一角。
在刘皇帝被朝廷内部事务牵扯，朝臣们也为动荡的政局所吸引，还没来得及对西北推行综合整顿治理政策时，李继迁率先举起了反旗。
毫无疑问，李继迁就是那朵点燃西北乱局的火苗。当然，这颗火苗的影响，在初期并不是那么大，甚至显得脆弱，毕竟，大汉朝廷的威势依旧强大，哪怕满腹怨言，也少有人敢贸然像李继迁那样举旗叛乱，正面对抗朝廷。
但同样的，蠢蠢欲动之势，也不可避免，若没有党项势力的支持，岂能有上千党项部众跟随李继迁举兵。而在李继迁事败外逃，远遁戈壁的过程中，也少不了当地部落的掩护。
比如野利部，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就成了夏州官府重点的盘查目标，甚至，都不需要什么证据，完全可以断定，野利部必然与叛逆李继迁有所勾连。
因而，在过去的半年中，野利部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夏州知州上官正下令，让野利部众，相互举报，报则有赏，同时，驻军也在都司的调动下出动，戒严排查，而随着来自东京的指令，有了中枢背书，做起来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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