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的灭亡，已经让刘文济饱受非议，为了此事，朝野内外总是免不了蜚短流长，指责刘文济只顾着揽权整顿，对付宗亲骨肉，而放纵外侮.....
在这方面，刘文济也是真难，当年他要是力主出兵救援漠北契丹，且不提军事成败可能给刘文济带来的政治风险，一旦出手，必然又是另外一种说法了。
流言蜚语，虽然并不能伤人，但的确是能诛心的，而安东王刘文渊是一贯喜欢玩这种小把戏的。这一点，是刘文济深埋心中对刘文济与安东的愤怒，引发建隆六年“宗藩之争”的重要原因。
因此，经过与政事堂文武相公们的商议，针对乃蛮金国，刘文济做出了三方面的措施。其一，加大对饶乐国的支援，粮食、武器与兵力（从南附契丹部众中简拔勇士，发给武器，以雇佣兵的方式支援饶乐）；
其二，诏传帝国北疆边防诸军，加强警戒、巡逻等控制措施，再有金兵犯境，边防驻军将领可适时发起反击，坚决消灭一切来犯之敌寇；
其三，也是对金国打击最深重的一点，下诏北部诸边，尤其是与金国交界要道、关卡，封锁一切通往漠北的贸易通道，禁止一粮一茶、一盐一铁流入金国辖地，经济制裁手段直接使上了。
没错，就是在金国与饶乐国激烈对抗的那几年中，汉帝国这边与漠北的经济联系也没有中止，还是有许多商人通过明面的、秘密的交易路线，将金国急需的物资转卖过去，甚至包括一些武器装备，那段时间，也是北境走私犯最猖獗的时候，赚钱正当时......
随着朝廷三项大令的下达，虽然没有大动兵，但整个帝国北疆的气氛也随之紧张起来了。饶乐王刘昕那边，总算松了口气，对朝廷怨言缓解了几分。
而由于经济制裁的缘故，也导致北境走私犯罪活动更加高涨，即便朝廷下达了犯行即杀的酷令，依旧免不了一些商贾以身犯法，尤其是生存在塞北漠南的一些归附部落......
同时，经济制裁这一招，对金国来说也的确是好使的，南北的贸易线，一定程度上也是漠北的生命线，当汉帝国的禁令下达之后，很多问题迅速暴露了。而仅靠那些走私活动，显然无法弥补金国对大汉各种物资的需求。
可以想见的，汉帝国的举措，彻底激怒了刘金，也加剧了汉金之间的敌视与冲突。从建隆九年秋开始，汉帝国北疆，西起榆林，东至燕北，处处示警，狼烟滚滚，金兵频繁南掠。
这一回，比起过去几年一些掩耳盗铃的所谓“部族行为”，可要直接得多。虽然规模仍不算大，但都是金国成建制的骑兵，汹汹南来，遇强则避，遇弱则打，遇民则掠......
虽说小打小闹，难伤根本，但金兵的袭扰依旧打破了山阳等地几十年的安宁，面对来去如风的金军骑兵，汉军以防守反击为主，虽然取得了一些胜果，但诸边军队依旧被搞得焦头烂额。一些老一辈的漠南士民，甚至怀念起李继隆来，当年李继隆坐镇漠南时，可只见李继隆领军北上，抄掠契丹，可不见北军南掠。
汉金之间撕破脸皮，就是这么自然而然。实际上，刘金也是看准了汉帝国北顾无力，虽然以大汉的实力，南征北伐并举，也不是什么难事，但皇帝刘文济显然不愿意那样冒险。
经过一番明火执仗的试探之后，精明狡猾的刘金捕捉到了这一点，于是在进入建隆十年之后，减弱了对大汉北部诸边的袭扰，而是再次集中力量，东征饶乐国。
在汉军不亲自下场，仅凭饶乐一国之力，靠着一些“援助”，显然是无法力却如狼似虎的金兵。饶乐国自大王刘昕以下，终究不像中亚三国那般能打，毕竟所处环境不一样，经历的磨练也不一样。
再加上，在金国与饶乐、汉军的多次交锋之后，金兵也开始尝试着使用火药武器了。他们火器，一部分来自战场缴获、袭扰掠夺，一部分则来自仿制（刘金尤其重视对饶乐及汉境各种工匠的掠夺，尤其是能打造战争机器的工匠），生产出的哪怕是劣质品，那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进步。
因此，到建隆十一年夏，刘金实现了对饶乐攻伐最大的一次突破：兵围兴国城。这一围，就是一个多月，不只围城，还有攻城。
金兵役使数以万计的奴隶兵，向兴国城头发起蚁附进攻，再配合火箭、弓弩、石炮这样的远程武器，还真给兴国造成了不小的威胁。若不是饶乐王刘昕德高望重，能得人心，有一干忠诚的臣民为之据城死战，刘昕差点就被金兵俘虏，成为帝国之辱，宗王之耻......
兴国能够保住，除了饶乐国拼死抵抗之外，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的援应。当然不是帝国朝廷，得知兴国之困需要时间，决策反应、调度筹措更需要时间。
解饶乐王于危难的，是另外两个人，安东王刘继覃以及燕山北道都指挥使董从俨（董遵诲之孙，由于董遵诲在北伐之后曾长期镇守临潢府，几十年后，董从俨再任此职，在燕北军政坛间也被传为一段佳话）。
得知兴国被围，与金兵也算老对手的董从俨，立刻便察觉到了这一次的不寻常，一方面派人打探，一方面调集了两万边军、团练，亲自率领，北上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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