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俞齐说的话，严浩扶着下巴陷入了沉思，就连褒姒和戚芸也都若有所悟的样子。的确，俞齐的话初听起来是对传统儒家入仕思想的冲击，但仔细想来其实很有几分道理。
儒家传统观念对“利益”是摒弃的，《论语》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将义和利对立开来，范仲淹更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因此为官不为名不为利，就得为了“兼济天下”。
然而这种观点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捆绑了后世的读书人。为官者就必须得大公无私，就必须要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不能存在有一点私心，但这样的人是圣人，整个历史又能找到几个呢？以这样的标准去要求全体为官者，或许存在一点要求过高的弊病。
千百年来的读书人，每一个都为了家国情怀而寒窗苦读，顾炎武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名句，龚自珍有“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正是这种对天下苍生的牵挂激励着一代代学子们勤奋学习。
这当然是一种神圣的理想，读书人与为官者需要要这种纯洁的理想，这也是儒家文明最核心的内涵与优势之一。
但是在具体的治国实务中，理想要有，面包也有要，官员们如果真的要个个一生清贫，“家徒四壁书侵坐”，那也太打击人做官的积极性了。因此俞齐说的话，是当下很实际的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在保持队伍清廉的情况下保证官员们的积极性？
严浩立刻就想到了现代通用的一个做法——高薪养廉！
其实高薪养廉倒不是现代才有的名词，中国古代在宋朝就已经有这个政策出现。宋朝官员的俸禄之优厚，可以说位居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之冠，就连出差都有出差费，家属还有赡养费。
然而遗憾的是，高薪政策在宋朝却并没有养出“廉”来，官员们该贪的照贪不误，贪污的金额没有减少，可官府的财政开支却剧增，造成了宋朝中后期财政眼中入不敷出的惨象。
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高薪养廉政策不是一个手段，而是一种激励工具，通过高薪来刺激官员的积极性。高薪养廉政策必须要配合强有力的监督措施，而如今大魏朝的情况就很适合这种做法。
于是接下来严浩和俞齐针对提高所有官员薪水的问题商谈了许久，最后确定了一个比较具体的加俸方案出来。
“俞爱卿，那就有劳你把今天和朕讨论的内容做一下记录，写一份奏折正式递交给内阁。此事办好了，朕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提拔你了。”严浩说道。
“谢皇上大恩，微臣感激涕零！”俞齐跪下磕头道。这份方案完全可有由严浩自己口述给内阁，但是皇帝却把机会给了他，不就是摆明了要借此机会重用他吗？对一个普通的地方行政长官来说，这当然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离开了州牧府，严浩又到鄱阳府城内的仕女司去了一趟，一是为了视察一下仕女司地方分部的工作情况，二也是为了多听取一些关于俞齐的事迹。
虽然一路上耳闻目睹，再加上和俞齐的交谈，已经基本能确定这个人的才华和品性。但是如果能有更多相关的报告就更能让他放心的启用这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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