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路、州的急奏接连送来，全淹没在一堆弹劾奏章之中。
即便偶尔有人提起，也不及其他的事务重要，很快就会被带偏题。
幸好这些乱臣贼子还知道畏惧朝廷天威，尚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李成、钟相等人得知同宋两国已经媾和，朝廷有余力平靖地方后，便以各自的实际控制区为界，相继停止了主动扩张。
如此一来，朝中就更没有人再关注这些其实并不远的危险了。
反正大宋的主要矛盾永远在朝廷，只要能够解决朝中的分歧，地方上的些许动乱都不是大问——
咳！
至少，现在不可能再出现第二个徐泽了。
赵桓遵祖制用贤臣，是希望四海升平，朝中和睦，努力做个“好皇帝”。
现在的情况显然没法让他如愿，其人担心再这么折腾下去，不用正乾皇帝再率大军前来，大宋王朝就会把自己玩死。
于是，心力憔悴的赵桓只能顺应人心，罢免了上下都不满意的太宰赵野。
而以“都人倾望”的中书侍郎范致虚出任首相，期望其人对得起偌大的名声，能够有所建明。
可惜，范太宰人如其名，致虚而不务实，坐而论道的水平极高，做实事的能力却还不如其前任赵相公。
无论对大同关系问题，还是大宋内部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抑或亟待解决的各种危机，范致虚都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真被皇帝问急了，范相公便以是“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之类的扯淡话敷衍天子，听得赵桓肝火直冒。
而且，此公还与年轻的次相吴敏政见不合，双方颇多冲突。
一日，诸宰执于政事堂议事。
首相与次相针对一道奏章的批阅意见相左，争执不下。
范致虚抖起首相的威风，决定不理次相，提笔就准备直接签署意见。
吴敏见状，讥讽其人是“明德相公”，只需签署“明德”二字即可。
范致虚当然知道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遇事不决以“明德慎罚”之类的万金油屁话做遮掩，并非其人不知道这样做很窝囊，怎奈不说这个，又能说啥？
吴敏偏要打人打脸，范致虚如何能忍？
其人当即以笔掷之，正中吴敏面额，致其额鼻皆黑。
首相与次相二人闹得如此不像话，堂中的同僚们也坐不住了，赶紧寻个借口开溜。
吴敏虽然年轻气盛，却忍下了此事，并没有对范致虚饱以老拳。
但到次日朝会，其人却向皇帝奏明此事，算是彻底与首相撕破了脸皮。
赵桓罢赵野而以范致虚为首相，为的是求耳根清净，现在却落得更加难受，也对“明德相公”范致虚失望透顶。
两日后，天子下诏罢太宰范致虚，并以少宰吴敏代之。
又以户部侍郎唐恪进拜尚书右臣兼中书侍郎。
吴敏在政事堂和枢密院转了一圈后，终于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文臣之首，其人政治上的盟友李纲便不能再留在知枢密院事如此敏感的位置上。
御史中丞陈过庭趁机上奏，言大同已经退兵多日，上皇却仍滞留江陵，建议皇帝再派干臣前往江陵，迎上皇归京。
赵桓从其请，以知枢密院事李纲为奉迎使，务必要迎上皇归来。
其实，迎接太上皇返京的事早就再做了。
赵桓率诸臣“打赢”临安保卫战，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声望后，便改撷景园为宁德宫，准备给自己的老子居住。
其人随即派遣徽猷阁待制宋焕（实际是“日奂”两字连为一字，打不出来〉奉表道君皇帝行宫，迎赵佶返回临安。
随后，又遣尚书右丞李邺为道君行宫奉迎使，继续催促太上皇北上。
但赵佶大略是清楚自己回到临安将会面对怎样的命运，死赖着不愿回来。
其人并不是一个人在外逍遥，为了养活庞大的随从队伍并继续维持自己的奢靡生活，只能截夺本地财赋。
甚至，在同宋两国大战临安朝廷无暇顾及自己期间，赵佶还擅自任命了一些官员，以方便控制地方，调度物资。
正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君。
赵佶已经交出权柄，便不再是一言九鼎的皇帝，没有了生杀予夺的特权。
任其长期滞留在外，就有再立朝廷分裂大宋的风险。
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危害可就要远远超过大同帝国的讨伐了。
陈过庭这个建议合情合理，赵桓的安排也无可挑剔。
李纲乃是为大宋江山不顾己身的社稷之臣。
当初国家危难，就是他将太上皇赶下了皇位，并扶今上上位。
赵桓再派其人将道君迎回京师关起来，也是朝中能够想到的最佳人选。
自杨世可兵败，种师道顶锅被罢后，李枢密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结局。
知枢密院事后，其人便极少对朝堂之事发表意见，算是已经做好了淡出大宋政坛的各方面准备。
李纲受领任务后，只是请皇帝御笔书写就《迎道君表》后，便收拾收拾行装义无反顾地赶往江陵，前去硬刚满朝文武皆不敢直接面对的道君赵佶。
而在其人离开临安的次日，监察御史余应便在朝会上面奏天子，言：
“臣闻舜既受命诛四凶，而天下服者，何也？以其用刑轻重当於人心也。
……今彦、安中、师成或殄或窜，而京、贯、攸尚从轻典，罚之不同如此，此军民之所以愤怨，士论之所以喧沸，而陛下有刑失之讥，大臣有庇奸之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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