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法制设计，遵循的原则是：“法无明文禁止可行之，道无理教所违可由之。”
这和西方近现代普世法制设计的“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很大不同。
西方法制设计的两个规范对象，一是私权，二是公权。也就是私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政府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其核心前提是法治：法律至上。
崔秀宁当然很清楚，法律至上的法制设计思想，其利弊所在。
优势很明显，就是达到了私权和公权上的平衡，公权为合法私权服务，概括理解为：合法的公权既保障合法私权之权。
也就是法律至上，私权为重。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皿煮自由主义。
按照这个理论，政府完全是为了保障合法私权而存在。政府的公权力必须受到合法私权的严格制约，凡是没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政府就不能干。即“法无授权不可为”。
这种理论的发源基因其实非常古老，就是古代西方海洋商业社会的“无政府自由主义”。
在他们看来，政府公权力的出现，只是无奈之举，是仲裁大家私权力的公共契约，是底线保障体系。
所以法律至上，是以私权为前提的。法律追求，是最大限度的实现最公正的个人私权。
这就是后世西方人为了皿煮自由无所不用其极的内在原因。
那么，西方这种法制设计的弊端又在哪里？
李洛和崔秀宁都认为，是对“公”的解读有误。
西方把“公”，当成私的附庸，或者私的对立。公私权力之间，被定义为零和关系。
对“公”的解读出现偏差，是造成后世西方一系列社会治理难题的根本原因。使得因为私权对公权的制约，导致私权的恶性变异。
比如，一个连杀几人的罪大恶极的罪犯，竟然不判死刑，甚至还要进行人道关怀。
道德是私权的质量，是私权的审美。可西方以法律为唯一惩罚依据的思想，造成普遍的道德滑坡，反过来千方百计操作法律，利用法律天生的漏洞。
是不是犯罪，不在于有没有做坏事，而是在于，法律能否在程序中认定他有罪。西方现代经常发生大家都知道某人做了坏事，但法律层面却无法定罪的案例。
因为法律的表现形式是量化的。既然是量化的，那就必然有约束漏洞。也就是“法网必疏”。西方越是有钱人，就越是能利用资源寻找放大漏洞。
可在李洛和崔秀宁的眼中，用华夏传统哲学思想和道家佛家的理论解读，公又是什么呢？
公是大公，公也是大私。
公是大私，私是小私。
大私又是什么？无私。
这就是道之阴阳的转化衍生。西方人怎么会明白呢？
简而言之，公权力的存在，远不仅仅是保障私权，还要优化私权在质量、时间、空间上的弹性和精神物质上的文明高度。
公权是为了更多的私权，更大的私权，更好的私权，更长久的私权。所以是“大私”。
当私权和公权发生冲突，私权就要让步。当更多的私权和公权冲突，那么公权就不再是公权，而是转变为私权，新的公权产生。
这就是阴阳转化。
本质是道，不是法！
公权力不需要刻意制约，公权力只需要保持不变质即可。也就是，只有变质为私权的假的公权力，才需要制约。
保持公权力不变质的力量，就是道，不是法！
这就是“法无明文禁止可行之，道无理教所违可由之”。
公权力的判断标准，就是道，道德。
倘若一个衙门，在符合道德的情况下，越俎代庖行使超越职责范围的权力，那就是合法的公权力。
拿大唐来说，警部的职责只管治安，不管工程水利。可倘若警部发现工程出现问题，就能超越职责范围，参与行使对工程的公权力。
这就使得，工部不能完全垄断在工程建造上的权力。
礼部不管监察。可倘若礼部发现在监察上的问题，也可以超越职责行使监察上的权力。
在大唐，部门的公权力不是专管，而是主管。专管的意思是，只有我能管。主管的意思是，主要是我管。
任何部门都没有权力专管。因为专管就是对某个领域的权力垄断。就是因为你是警部，治安领域就完全是你来管？凭什么？就凭你挂了警部的牌子？不行。
就是因为你是财部，财政的事就完全你来管？不行。
你挂个礼部的牌子，就能垄断礼制教育之权了？不行。
个人没有治安执法权，也没有监察权，可只要发现相关问题，就能越俎代庖，行使治安权和监察权。
而到底是不是在合法行使权力，判断标准只有一个：符合道德。
那怎么看当事人是不是真的符合道德呢？
简单，就是看你所做的事，你做事后产生的后果，是不是符合道德要求。
一个人可以逮捕不法分子，可以举报侦查贪官，前提是你做事的过程和后果，是好还是坏。
你抓错了人，举报错了人，你说你好心办了坏事，那不好意思，你就要受到惩处。
因为你的结果，没有符合道德要求。
你一家学堂，逮捕了犯罪分子，那没问题，你是在行使公权力。可要是这家学堂抓错了人，那么学堂就要受到惩罚。
这就是大唐的公权力，听起来是不是很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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