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桂太郎道：“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我记得在日清战事之初，发生的‘高升号’事件，当时也是闹得沸沸扬扬，英国舆论大有和我们日本开战之势，结果在我们的周旋之下，还是平息了下来，这次难道就不能再设法周旋吗？”
小村寿太郎苦笑了一声，道：“此一时，彼一时，这两件事情的性质不同，因此不能照般。”
高升号事件是在甲午战争之初，丰岛海战中发生的一起事件。当时清廷租用英国商船高升号向朝鲜运兵，并派遣军舰济远号、广乙号护卫。在丰岛海域遭到了日本舰队的拦截结果广乙号被击沉，济远号管带方伯谦临阵脱逃。而高升号上的清军拒绝高升号船长向日本军舰投降的要求，最终被日本军舰击沉。
当时这一事件确实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高升号是英国商船，而且那时还未发生布尔战争，大英帝国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而日本军舰敢堂而皇之的将其击沉，因此当时英国全国上下一片哗然，民意沸腾，都表示要严惩日本，英国海军也请求英国政府授权，对日本海军进行报复。而清廷包括李鸿章在内，也都认为英国一定会站在自己的一边，即使不能直接出兵，也会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制裁日本。
那知在英国海事法庭在进行了调查和听证之后，却判决日本军舰击沉英国商船“高升号”属于合法行为，理由是中日处于战争状态，高升号运载的是中国士兵和军用物资，因此已是介入战争，而且船上的中国士兵也拒绝执行船长向日军投降的命令，从国际法上说，日本军舰是有权击沉高升号的，自然不予追究日本的责任，而赔偿责任全部由清政府承担。当然实质的原因是英国这时己有选择日本做为自己远东代理人的计划，自然不愿过于打压日本。归根到底，国际政治是为本国的利益服务的，如果当。
当然日本为了争取高升号事件的结果对自己有利，也是做了大量的公关工作，早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日本就向英国路透社提供了600英磅的资助，以换取路透社对日本的关照，而在高升号事件发生之后，日本政府又拔出1000英磅做为活动经费，争取到了一些英国专家学者在媒体上公开为日本辩护。如当时的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都在《泰晤士报》上刊文为日本辩护。因此后来舆论反转，日本政府反到向英国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英国政府饬令臣民严守中立。因此高升号事件也成为甲午战争中，日本在外交战场的一次重大胜利。
桂太郎把这件事反出来，就是希望日本再像高升号事件那样，再来一次舆论大反转。但小村寿太郎却知道，这次再想来一次反转己是不可能了，因为在高升号事件中，日本的行为在国际法里站得住脚的，因此日本死死咬住这一点不放，为自己争取到最好的结果，而一些专家学者敢于为日本辩解，也是基于这一战，而这一次日军的行为无论是在那个国家，都是不能被大众所接受的，恐怕是没有人再敢为日本分辩了。
另外是日本能够赢得高升号事件的胜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一事件的另一个当事方，清廷的表现实在是太过拙劣了，高升号事件发生的同一天，日本方面就已经开始与英国方面商谈此事。表示愿意赔偿英国的损失，并且要严厉处分自作主张的日军舰长，又对高升号上的英国船员进行了妥善的安置，并为英国的听证调查积极的进行了大量的证据准备工作，收集了大量获救的高升号船长和大副的调查笔录，以及其他一些获救者的证词，当怨这这些证词都是对日本有利的，并都为曰本最终赢得高升号事件的嬴利提供了帮助。
而清廷的反应速度就明显不如日本，在高升号事件发生两天以后，清廷才开始与英国公使商议此事，不仅晩了一步，而且当时清廷上下都认为英国肯定会出面教训日本，既没有着手调查，也没有收集证据，全都是一付等着看好戏的样子，谁都没有想到过准备什么，更没有想过主动利用舆论，而最终连听证会，包括第二次听证会是在中国上海举行，竞然都没有派人参加。
但现在日本面对是海外华人，他们对舆论的认知显然要比清廷深刻得多，而操控舆论的手段更是比清廷高明百倍，只看这次只用数天时间，就将日军的恶行转遍全世界，弄得日本极为被动，可见其操控舆论的手段之能。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看在战争中的表现。高升号事件的最终裁定结果，是在当年11月10日出台。而在此之前，日本于9月17日取得大东沟海战胜利，10月26日突破鸭绿江防线，攻入中国境冈；11月6日进占金州，7日占领大连湾，基本锁定了甲午海战的胜局。而英国在这个时候做出了有利于日本裁决，其中的意味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而现在的战场，日军的败局己定，只是大败和小败的分别，就算能够全身退到朝鲜半岛，能不能卷土重来，也只是必未可知，但这时人民军却是势头正盛，如日中天，在这种情况下，谁会去支持一个失败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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