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学生们都“哇”的一声，随即义愤填膺的表示：“要是这都叫翻译得不好，什么叫翻译得好？”、“许望秋同志，过分谦虚等于骄傲！”、“对啊，你是故意打击我们吧！”
许望秋心中汗颜，连连摆手：“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黄子辰在考进北大前在花城出版社做编剧，读过大量的文学作品，他对于《花冠》是许望秋翻译的有些怀疑，便不动声色地道：“《花冠》最后一句，是时候了，我好像在哪里听过，好像也是一首诗，不过一时想不起来了。望秋，你知道吗？”
许望秋轻笑道：“你是说里克尔的《秋日》吧，《秋日》第一句是，主啊，是时候了。策兰在《花冠》里确实借用了里克尔的‘是时候了’作为主题与基调。”
黄子辰一拍大腿：“对对，就是里克尔的《秋日》，没想到你也读过里克尔的。”
许望秋微微点头：“里克尔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德语诗人，而策兰是里尔克之后最伟大的德语诗人。不过策兰的诗跟里克尔差别很大。就拿《花冠》和《秋日》来说，里面有同一句是时候了，但在《花冠》里是没有上帝存在的，‘在镜中是礼拜日’那句特别明显，而里克尔的《秋日》一上来，就是‘主啊’。上帝的在场与缺席，是里尔克和策兰的重要区别。同为德语诗人，里尔克虽一生四海为家，但不管纠缠也罢抗争也罢，基督教情结一直伴随着他；而策兰则完全不同，策兰的遭遇让他对上帝是质疑的，在他的诗里是没有上帝的。”
听到这里黄子辰对许望秋哪里还有半分怀疑，心想这个许望秋真是厉害啊，不光能写剧本，翻译外国诗歌还能翻译到这种程度，真是没谁了！
扎建英好奇地问道：“策兰遭遇了什么？”
许望秋笑了笑，道：“德国美学家阿多诺在《文化批评与社会》有句经典名言：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野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奥斯维辛是一个充满着血腥和暴戾的词语，是人性与道德脆弱至几近泯灭的标志。写诗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诗歌失去了赖以存在的人性基础，所谓的真善美将在奥斯维辛之后被重新定义与接受质疑。于是，诗歌是假的，而苦难是真的，软弱的审美的字眼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言说上帝缺席时的苦难，奥斯维辛在转化成诗句时就失去了原有的分量，诗歌无法承受大屠杀之重。
不过后来阿多诺收回了他的那句话，因为他读了策兰的《死亡赋格》，他说，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像被折磨者要叫喊，因此关于奥斯维辛之后不能写诗的说法或许是错的。《死亡赋格》被认为是最成功的以诗化的语言展现**集中营犹太人的悲惨命运的作品。
策兰生于一个讲德语的犹太家庭，策兰父母被**抓入集中营，父亲先死于伤寒，母亲后被枪杀。在父母被捕的时候，策兰本人不在家。后经朋友掩护，才仅仅被征劳役。策兰历尽磨难，于1948年定居巴黎。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策兰对上帝、神圣都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就像我们在经历了运动之后，有不少人就产生了信仰危机。”
在场众人微微点头，就像许望秋说的那样，作为过来人，他们现在对很多以前深信不疑的东西产生了怀疑，就像北岛在诗里喊的那样“我不相信”。
作为穿越者许望秋知道，现在这个问题不严重，大家对国家、对未来极有有信心。但是等到几年后，国门真正大开，国外的先进和繁华会压垮很多人的骨头，会吓破很多人的胆，很多人从此在西方前长跪不起，认为中华文明低人一等，否定中国的一切。
这个问题在许望秋穿越前都依然存在，吴京拍完《战狼2》、《流浪地球》和《攀登者》为什么那么多人黑？上来就直接辱骂、疯狂抹黑，仿佛跟吴京有不共戴天之仇，其实就是这股思潮在作祟。在逆向民族主义者眼中，中国和中国文化低人一等，比如知乎著名大导罗某宣称，中国人根本拍不出科幻电影，因为没有那个基因。在这些人眼中，凡是说中国好的都要坚决反对和抹黑，你吴京竟然说中国行，还拍了美国人才能拍的科幻片，不黑你黑谁。
许望秋知道四十年后吴京遇到的问题，自己在这个时代也会遇到，而且面临的形式更加严峻。吴京生活在互联网时代，有万万千千的网友力挺，在这个时代，自己靠什么跟那些人较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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