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历史的一座巅峰，从那以后，历史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出现在宋仁宗时期，这之后的一千年里，便再没有出现第五大发明。
仁宗时期的GDP占到了世界总量的80%，在今天看来，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而从这之后，中国GDP所占世界的比例便日渐降低，直到改革开放前后，跌到了谷底的1.8%，之后才日渐回升到今天的17%。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在宋仁宗时期。仁宗天圣二年(公元1024 年），朝廷成立了“交子务”，开始发行世界上第一种由国家担保的纸币。交子因为携带方便，又有官方信誉作担保，所以刚一推出来就大受欢迎，刺激了商业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由于商业繁荣，北宋首都开封人口达到了一百多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而当时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不到十万人。所以德国著名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认为：“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北宋初年，国家税收仍然以田赋为主，但到仁宗年间，农业税的比重日渐减少，工商税的比重快速增加，最高的一年达到了两千两百万贯，占到了国家税收的一半以上。可见，早在仁宗时期，宋朝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
“唐宋八大家”，有六人出现在仁宗一朝，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至于宋词，则达到了中国文学的一个巅峰。书法宋四家，苏黄米蔡，全部活跃在仁宗时期。乃至后来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同样是发源于仁宗时期的周敦颐、张载和二程兄弟。
仁宗治下，杰出政治家层出不穷：吕夷简、晏殊、范仲淹、富弼、欧阳修、韩琦、余靖、蔡襄、杜衍、庞籍、狄青、包拯、文彦博、曾公亮、吕公著、王安石、司马光等。无论之前的一千年，还是之后的一千年，再没有出现过如此众多的杰出政治人物荟萃于一时的大观景象。
按照世俗的观点，帝王的雄才大略，都以追求开疆拓土为终极目标，但宋仁宗却酷爱和平，厌恶战争。虽然宋朝的发展水平远远领先于周边国家，但它从没有依仗自身的富裕和强大对弱小国家采取霸凌征服的政策。隋炀帝因不满高丽国王的轻慢，而发动了三次高丽战争，最终导致政权崩溃。宋仁宗同样遇到了高丽国王不恭的问题，他却完全采取另外一种态度。高丽每年都要向北宋进贡，可是贡品一年比一年少，有官员建议出兵惩罚高丽，宋仁宗却说：“这只是高丽国王的过错，现在出兵，国王不一定会被杀，反而要杀死许多平民百姓。”所以只是一笑而过。
辽国，是北宋前期的主要对手，综合实力与宋朝旗鼓相当，不相上下。历史上大凡两个势均力敌的大国很少能保持长久的和平，但在“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就再没有发生过战争。西夏进攻宋朝之际，辽国曾一度趁机提出领土要求，但经过艰苦的谈判，宋朝以增加岁币的方式，与辽国达成了和议。虽然现代史学家大多认为宋朝不断增加对辽国的岁币，造成了自身的贫弱，但史学家没有想到的是，战争对国家财力的消耗远不止岁币那么一点点银两，而战争是没有止境的，只会一场接着一场，直到一个国家被完全打垮为止。仁宗时期的宰相富弼就曾为和议作过这样的辩护，赏赐给辽国的白银和布匹，不到一场战争费用的百分之一。
在知识分子眼里，最好的时代是一个自由和开明的时代，所以即便像春秋战国这样四分五裂的时期，因为可以自由发表言论和思想，也被很多知识分子视之为人类的黄金时代。但对于那个时代的普通百姓而言，更多的只是战争和灾难。春秋战国之后，要再找出一个开明自由的时代，则非宋仁宗时期莫属了。在中国知名度最高、最受百姓喜爱的清官包拯，便是宋仁宗时期的一位大臣。包拯在朝堂上和宋仁宗发生争执的时候，唾沫星子都溅到了皇帝的脸上。如果没有宋仁宗的宽容大度，中国历史上恐怕便少了一个妇孺皆知的大清官。
直接批评皇帝，甚至直接批评皇帝的私生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事情。且不说皇帝，你若有胆量，无所顾忌地批评一下你的上司，看看会是一个什么结果。这样的事情之所以罕见，倒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缺乏批评的胆量，而是绝大多数皇帝缺少接受批评的肚量。从苏辙敢于在试卷中公开批评赵祯好色这件事上，我们便可看出赵祯为什么成就了这么一个伟大的时代。嘉祐六年八月，苏辙参与殿试，在试卷中直言不讳地写道：“我听人说，宫中歌舞升平，美女数千。皇上经常沉迷酒色，不理朝政，对百姓的疾苦漠不关心。”考官认为苏辙对皇帝不恭，坚持要让他落第，仁宗看了文章后却说：“我设立科举考试，目的就是要通过直言来招揽人才。现在因为有人直言便让他落第，天下人会怎么看呢？”苏辙如此大胆地批评皇帝，居然没有被治罪，还被授予官职，这事如果发生在之前，或是之后的任何一个朝代，别说苏辙的性命难保，恐怕他的父亲和兄弟都要受到很大的牵连。而中国文学如果少了三苏父子，又不知要逊色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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