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会儿，张四维的脸色难看了起来，道：“怕是不太妙。”
高务实问道：“如何不妙？”
“若是三四年间出现你说的这种局面，最有希望的恐怕是王锡爵、王家屏，若再往后推两三年，则还有赵志皋、张位、陈于陛、沈一贯、朱赓等辈。当然，吴兑也有机会。”张四维脸色铁青，道：“这里头只有一个王家屏是北人，其余皆南人也。而王家屏虽然是山西人，却一贯沽名钓誉，性子又冲，非我所喜。”
高务实一摊手：“您看，这就是大麻烦。”
除了吴兑这个铁杆实学派之外，陈于陛是前大学士陈以勤之子，陈以勤历来中立，他的儿子基本也是这个风格，暂时不去说。
剩下王锡爵是南直隶苏州人，赵志皋是浙江金华人，张位是江西南昌人，沈一贯是浙江宁波人，朱赓是浙江绍兴人。
这几个地方都是心学大本营，他们的政治态度不问可知。
拢共一个山西大同的王家屏，偏偏还是个孤僻分子，连晋党都不肯接受他，他也不肯入“党”，遇事风格就一个字：喷。
历史上的王家屏，高务实略有印象，他从日讲官干完转职到六部，再到入阁只花了两年，是明史之最。他入阁之后，原本在内阁排老末，加上别人都是南方人，他一个山西人，没有多少发言权。但阁员陆续死掉，剩下的许国申时行同时辞职，大孝子王锡爵回家省亲，王家屏莫名其妙的捡了个首辅当。
然而王家屏在首辅位置上什么也没做成，只是不停的和皇帝怄气，外加递辞呈骂皇帝。但王家屏罢相后，“君子”们思之不已，顾宪成在日后会推阁员时，就是因为非要写上王家屏的名字，把朱翊钧气了个半死，震怒之下马上叫顾宪成卷铺盖回老家——于是大明诞生了一个叫东林党的组织。
所以，王家屏虽然是山西人，但肯定是靠不住的，这人唯一的兴趣就是怼天怼地怼皇帝，办事？不存在的。说实话，这种人就是想进实学党，高务实都不同意，哪怕他有首辅命。
王锡爵是牛人，但前文有介绍过，就不提了。
赵志皋嘛，高务实对他印象还凑合，主要是这位虽然未见得有多大能力，但总体来说起码不坏事，不过这人缺担当，也缺手段，无论是敌是友……其实都比较无所谓。
当然，历史上赵志皋的任内，大明做了一件让后人津津乐道的事情——抗日援朝。这可能是万历朝最光荣、最为人称道的事情，但首辅赵志皋却是以衰老无用着称。也许正是因为远征朝鲜的策划统筹后勤太艰巨，变故太多，才让阁臣的弱点暴露无疑。于是皇帝轻视阁臣，因为皇帝的轻视，阁权更为人所轻。
历史上的高拱掌权时代和张居正掌权时代，言路基本都是老实的。凭借这个惯性，申时行和王锡爵当国之时，言路也还有几分忌惮，但到了赵志皋时代就全变了。他给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作为座右铭和行事准则：
以威福归主上，以事权还六卿，以请托辞亲友，以公论付台谏。
积诚以事主上，洁己以风庶官，折节以下忠贤，黜私以绝险佞。
在别的时代，这也许只是个政治姿态，以前的阁臣明处挂这种清高联对，暗地里拼命抓权，然后又大叫“阁权日轻”、“万事皆自宸断”来逃避事后的责任，但赵志皋嚷嚷还权，才刚摆了个姿势，大权就被人一把夺走，简直神了。
因为赵志皋还权给六卿，所以他没有权，他没有权，别人何必鸟他？不靠踩他上位就已经厚道之极了好吧。
当然明末的言路，倒也不产厚道人。
于是赵志皋激愤地说：“同一阁臣也，往日势重而权有所归，则相率附之以谋进。今日势轻而权有所分，则相率击之以博名！”
可惜赵志皋连说这种气话都被人揪住诘问：阁臣是天子辅佐，怎么可以斤斤计较权势轻重？
赵志皋年老体衰，真正管事的，前是张位，后是沈一贯，都是公认阴险之人。他们两个整天和吏部争权，算计对手，树敌无数。最后，张位被万历削职为民，沈一贯因为楚宗案也差一点要翻船。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看，赵志皋的软弱倒也是种自保之道。
赵志皋当上首辅的时候，早已老病交加，杜门卧病，上了无数乞罢疏，朱翊钧没搭理他。
其实皇帝也难作，你同意吧，就有闲话说你赶人。早年的时候，朱翊钧曾经很痛快地批准大官退休，内阁总要求皇帝先多挽留几次，以示主眷绵绵圣恩隆隆，搞得他很烦，后来拿到辞疏干脆不理睬。这下倒好，阁臣的报应到了。这一位浙江首辅求退无门，甭管怎么请辞，皇帝就是不搭腔，最后内受病痛折磨，外遭言官唾骂，死在任上。
其后还有沈一贯等人什么的，不过他当政时间太晚，高务实暂时懒得理会——历史上沈一贯虽然万历二十二年就入阁，但当到首辅已经是万历三十年的事了，高务实有绝对的把握，那个时候自己已经上台，所以现在懒得考虑这个阴险小人。
至于张位，这人的问题在于揽权和招摇，其政治生涯完全终结是源自于妖书案，这个暂时不必提。但他有一点让高务实颇有兴趣，壬辰倭乱爆发后，大明发兵救援，当时张位主张设官于朝鲜八道，屯田驻扎，由于此举有吞并朝鲜之嫌，未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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