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县大屠杀,影响极其深远,这是李哲这一支三国时空的异质毒瘤终于开始对本时空的主体社会扬起了屠刀,强行推广起轰轰烈烈的社会大变革运动的必然结果,其后续的手尾必将是无穷无尽。而对于李哲个人,也是一次人性的极大考验。
作为一个现代人,挥手间上千人头落地,这心中的感触还是免不了有上一番的。
只是这种感叹对于李哲来说却也是一种奢侈,作为一个空前规模的时空帝国的开创者,万事岂能由己心而动?事到如今,李哲已经变得越来越身不由己,越来越被这个机体越来越加庞大的时空体系本身所驱动。
这历史便如同战车,一但开始隆隆转动,便再也无法阻挡。
左慈的课业算是结束了,虽然是囫囵吞枣,不知道左慈究竟领悟了多少,但是李哲却已经是再也没有耐心了。随手扔给一大堆相关的资料,就此将他赶出师门,该是进行考验的时候到了。
左慈身为三国著名神棍,能够在三国时空如鱼得水,自然在很多地方都是有着自己的潜势力的。尤其是在庐江一带,更是能挥手聚集万民。其麾下,数学、风水学、天文地理等等各方面的人才资源也是有些门路的。为了完成李哲下达的任务,得以拜入仙门,这家伙肯定是会使出全身解数,用尽了手段去完成。
李哲交给他的的考验很简单,就是去北京周口店附近挖掘现代已经遗失的北京猿人头骨化石,这是华夏国现代历史界最为惨痛的损失之一,对整个人类的进化史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他将当年北京猿人头骨的发掘信息收集起来,包括地点、挖掘情况、图片等等资料都反编译过之后交给了左慈,让左慈自己去挖掘出来。
嗯,虽然此举是意义重大,但其实还是相当于盗墓。左慈自己这方面的人才应该也有,只是这个事情对于他来说就是相当的难办了。
这个时候的北京,还是完全未开发的状态,地形变化和现代而言相差何止是一点半点?而唯一能够有用的信息,就是李哲给出的准确度还不怎么样的挖掘地点经纬度了,这个野心勃勃的挖掘行动,就是让李哲亲自去搞也是没有什么希望,能不能成,就看左慈的运气了。
这就是所谓考验的真意,没有一番惊天的难度,那还叫做考验么?没有一番磨练,如何会有真正的道术相传,世间事,总是历经千辛万苦得来的东西才会让人珍惜的。
李哲特命左慈可以将自己交给他的仙术传给别人,组织起一只能够使用六分仪的队伍,这样的事情,他自己实在是没有时间精力去搞,给了他们相关的资料之后,就甩手不管了。这件事中,挖化石其实还是次要,更重要的却是六分仪使用人员的培训,等将来左慈回来的时候,这样一只队伍就也能派的上大用场了。
就这样,左慈千恩万谢,一步一回头的艰难离去。
李哲转身回头。
左慈这个人投靠李哲的意义可不是那么简单。他这人本身就是一个影响巨大的政治风向标,一旦投靠进来,向外界表明了李哲海纳百川的政治态度,那就立刻会引起了整个道士方士行业的人纷纷效仿。毕竟论起来,如今李哲已经成了这个职业内最出色的人了,就像一杆大旗,一旦真正的竖立起来,就会立刻起到招兵买马的效果。
道士和方士行业在后世中远离人世,在这个时代可绝不是如此。
所谓方士,其实是从古时候的巫祝祭祀之类的神职人员演化而来的,在上古时期,所有的文化知识都掌握在神职人员手中,方士便是其中的代表,是华夏国社会最早期的知识分子。在早期时代,大多数著作的诞生都与方士们脱不开关系,比如《山海经》、《淮南子》等等。
在古代社会里,科学总是和迷信连在一起的,前者常常会通过后者表现出来,汉代方士是神性职业者,他们所从事的很大一部分是迷信活动,自然是骗人无疑。但是,作为职业迷信者,仅仅是有骗术还是不够的,骗术能骗人一时,却骗不了人一世。为此,方士也必须努力去掌握一些真知识真本领。这样一种情况,就使得他们有意的、自觉地象科学真理靠拢。
因此,方士们一方面是骗子,是迷信者,但是另一方面,却又是能工巧匠,是科学家,一身二任,这个就是属于时代的独特特点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博士曾经说到:“在中国文化技术发展史中,哪里萌发了科学,哪里就能寻觅到道家的足迹。”这句话,在汉朝的的方士们身上同样适用。
在整个两汉时代,方士基本算是代表着大多数科技技术发展的颠峰,在社会的科技发展中是主要的推动力量。在化学、医学和天文学、磁学方面都有着不错的建树,中医学的发展也是直接传承于方士的阴阳五行学说。换在现代时空的一个说法,方士们这就叫做代表了时代中最先进的生产力。举个例子,制作浑天仪和地动仪的著名科学家张衡本也是属于方士的一份子。
除了这些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贡献,方士还直接参与到汉朝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相比起战国和暴秦,在汉朝时期,其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影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是这个时代主流文化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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