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与李旦二人继续商谈。
顺便李晓亦向李旦了解眼下这些往返于明日之间，进行走私贸易的海商底细。
事实上，无论是李旦，还是他的前老板汪直，在李晓那个时代的了解，他们都是被冠以统一的称谓‘倭寇’。
后世提起倭寇，第一个反应，就是战国时，主君战死无家可归的日本浪人，或是投靠的汉奸。
这一切归于历史书的误导，事实上并非如此。
因为正儿八经的武士，即使成为浪人，亦很少会跑到海上作营生。
当时倭寇实际上，都是沿海水军众这样的存在，他们的身份并不高。
早期倭寇，确实有日本人的组织，比如居于平户九州水军的松浦党。
但是这袭扰只是一时而已，事实上在嘉靖年间，袭扰明朝半壁江山的倭寇，其幕后真正操纵者都是如王直，徐海这样的土生土长的明人。
嘉靖二年时，因宁波之乱，明朝取缔了对日本的堪合贸易，并禁止一切走私贸易。
这一事件等于通了大娄子，当时明日贸易之间的利润，可谓用暴利来形容。
据日本商人楠叶西忍描述，从日本带来一箱子货物，如刀、扇子、屏风等，在日本不过10贯的价钱，在明朝则能卖到40-50贯的高价，然后再从明朝那里买来的250文一斤的生丝，运到日本则能以5贯的高价倾销，如此暴利链，产生了江浙沿海大规模的海商走私集团。
当时，明朝禁海后，等于断绝了海商走私集团的财路。
断人财路，等于杀人放火，如王直这样的大海商是绝不可能放弃这天大的利润的。
在于朝廷沟通无效之后，王直开始暴力抗法，联合走私海商船队，组织了数千条船开始袭扰边境，因此造成了明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嘉靖倭乱。
因为当时生怕家人受到诛连，所以王直等海商都是假托倭寇之名，来沿海劫掠，而实际上，王直的海商船队，亦有雇佣大量的日本人，朝鲜人。
明史曾形容，大抵真倭十之三。
并且真倭，都是类似雇佣军的存在，充其量不过是打工仔，战时的炮灰，而真正的幕后主使，主导这一切的是王直以及整个走私海商集团。
至一五五九年，王直被诱杀之后，这走私海商集团，处于群龙无首，之前对沿海的袭击，虽少了组织，但是次数更加频繁。
亏得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在沿海剿灭，这才使得局势没有进一步恶化。
但是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途径，只要明朝不开海禁，这巨大的贸易差还存在，就阻止不了这些海商走私的疯狂热情。
不过李晓却清楚，此时在五年前，即是一五六七年，隆庆帝颁布了法令，废除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这一历史事件称为隆庆开关。
明朝开放漳州月泉港，用于海贸，至此海商走私途径有了宣泄之地，倭寇之患终于大体平息。这段时期明史上言，倭渐不为患，而抗倭名将戚继光亦在这一年由闽南调往漠北。
庆隆开关与俺答封贡（即开通明蒙贸易，至此明与蒙古之间百年之内，再无大战事）并称为庆隆朝两大开明之政，其作用皆是开放贸易，最终结束了为祸明朝南北多年的战事。
与李旦，王坦之闲聊了这么多后，李晓对这些海商，亦有了新的看法。
在海禁时，这些人就是倭寇，袭扰地方，而海禁开放后，他们就是正常的武装走私海商，因为走私利润远远高于劫掠所得，他们并不需行此途径。
所以他们在民间并非无恶不作，相反在闽浙十分有声望。
明史王直传曾评价，王直在民间“威望大著，人共奔走之。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
同样是海商，西方政府对本国之海商，进行不惜余力的支持，最终开创出大航海时代。
而中国的海商的生存空间，却遭到了政府的挤压，压迫，最后湮灭。
而从言语中看出，李旦，王坦之对于明廷的态度是相当不满的，而对倭人亦保持了一种上国之人的不屑之意。
在他们眼中，他们海商并非是什么恶人，他们信天主教，拜妈祖，彼此兄弟相称，以豪杰自居，自认为是民间之绿林豪杰，类似于杨么，梁山一百零八这样的好汉。
对于这位李旦，李晓更是忍不住想到，此人以后将成明日之间最大的海商头头，并从中敛取暴利，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几人之一，到了英国人，西班牙人，以及德川家康都找其借钱的地步。
相谈之间，李晓亦开始向其旁敲侧击，希望他能够向自己提供千石级大船的制作人工以及方法。
但是李旦很明确地拒绝了，他是绝不可能将这样立身之本的泄露给他人的。
随即李晓转而求其次，言道：“李当家如此考虑，亦是有阁下深思熟虑之处，但眼下我的水军船小不经风浪，期间没有大船坐镇，实在无法保护此地周全，不知李当家可否借我五艘大船，以后当有厚报。”
李晓明白这要求有点狮子大开口了，李旦呵呵一笑，言道：“李大人，未免强人所难了。五艘大船太过了，如果是两艘，我还能向家父言请，通融一二。”
李晓闻言顿时大喜，他水军中没有安宅船坐镇，正是战力不全，有了李旦的答允，这一问题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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