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长野四郎已经在全罗道上建立的据点，暂时可以不作理会。
这十六个字的战术方针，就牵涉到了三个翼元帅府的驻防地点问题。倭人新附水军翼元帅府，调往辽西，驻防金州、复州。江华水军翼元帅府，顾名思义，并平壤水军翼元帅府的一部，共同驻防江华岛。平壤水军翼元帅府，驻防平壤，并分出一部驻防双城。
同时，并在辽西、双城、江华岛沿岸加强步卒的防御能力。海战若失利，可由步卒做第二道防线。
再次，平壤与江浙有通商，海上商道不可不防。海东没有足够的实力，去确保整条商道的安全。可以派遣使者，往去台州、浙西，请方国珍、张士诚帮忙。这牵涉到他们本身的利益，只要走通了关系，料来难度不大。
不能纯粹的被动防御。再再次，由腾次郎等人出面，联络对马岛的大名宗氏，试试看能否分化倭人，争取得到宗氏的帮助，以对抗松浦党。
腾次郎在这次的事变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不但消灭了长野四郎，出了心头一口恶气，同时得到了不少原属长野四郎的舰艇，扩充了实力，又升任江华岛水军翼元帅，近百搜的高丽降船如今也暂归他指挥。而且邓舍原先答应给他的耽罗等岛屿，依然给他。
他与长野四郎不同。
长野四郎后边有松浦党本部的支持，带有一些的倭国官方背景；他却没有什么后台，纯天然的倭寇。相比之下，他远不及长野四郎危险。
邓舍不怕属下有野心，用人之际，唯才是举。但是属下的野心，必须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腾次郎的野心，就属于可控制的范围，他想要的东西，邓舍都有，并且可以给他。长野四郎的野心，则便属于不可控制的范围，他想要全罗道，且隐约有觊觎庆尚道、乃至高丽南部全境的意思，严重威胁到了海东的基本利益。邓舍有，却不能给他。
两者之间的矛盾，没有本分可缓和的余地。
要说起来，刘杨的设伏能够成功，带有侥幸，也带有必然的成分。此次长野四郎应约赴会，带了数艘大船、数百水卒，随身数十的亲兵，且留下他的弟弟在船上等待，可见他也是有所防备的。
只不过，一则刘杨平素的表现，太过憨厚淳朴，淳朴到长野四郎有些看不起他的地步。长野四郎却也不想想，刘杨做没本钱买卖出身的，兵荒马乱中，由盗贼而从军，一路走过来，不仅毫发无伤，且已经高升到元帅的位置，其本质能真的有表现出来的这么淳朴么？
可惜，也许因他对刘杨的经历不太了解的缘故，他却没有想到这一层，因此纵有所备，警惕依然不足。
二来，南高丽水军虽然处在下风，仍有一定的战斗力。海东在南高丽东线的作战，还没有停止。辽东的战事又刚刚平定。可以说，海东行省已经没有什么能力再来应付一场大的战役了。杀掉长野四郎，后果可想而知。他不认为邓舍有这个胆量，敢冒着势必迎来松浦党反扑的危险，“行此下策”。
结合以上的两个方面，就导致了他的轻视心态。叫刘杨抓了空子，一举斩首成功。
刘杨的告捷军报，三日后发到了平壤。
邓舍已经率军前往高州，捷报呈给了暂时总揽全局的姚好古。
姚好古略略看了几眼，提起笔来，写了寥寥几个字，以为批示。吩咐僚属抄写一份，原件转给行枢密院存档，论功行赏；抄写的一份则八百里加急呈送给邓舍观看，也好稍微地能起到一点宽慰其心、振奋士气的作用。
他这几天都在忙着与王祺谈判。
这高丽，名义上来说是王氏的天下，实则百余年来，或者权臣当朝，或者受蒙元驱使，其历朝之国王早就失去了独立与自主性，换而言之，早就习惯了当傀儡。更何况败军之将，不足言勇。王祺若真的有骨气，也不会走到投降这一步，甘受面缚的屈辱。因此总体上来说，他的态度还算配合。
姚好古设身处地，做出一副非常体谅的样子，说道：“今已丧国，不从，则宗庙难保。从，则宗祧是寄，礼乐其亨。从了，你依然是高丽王，依我家主公的脾气，断不会使你受到侮辱，以至祖宗蒙羞。你依然可以延续宗祧，何乐而不为呢？”
为人做事，首重一个“名”。
姚好古这么一说，就等于给了王祺一个下台阶。——之所以他肯接受这些不平等的盟约，并非为了保住自己之性命，更非为了荣华富贵，而是为了“延续宗祧”。很有点忍辱负重，委屈己身以顾全大局的意思了。
王祺深以为然。
至于对废鲁国大长公主，另立惠妃李氏为后，他更没有半点的抵触心理，甚至有求之不得的欢喜。洋洋洒洒的几十条盟约里边，这一条，他是最积极，最配合的。
高丽的国王很可怜，在宫掖之内，乃至朝堂之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并非历朝之丽王，而是蒙元之公主。远的不说，就说王祺。他虽然趁中国大乱，有自立的想法，也的确做了一些脱离蒙元的试探措施，但是朝野上下亲元派的实力依然很强大。鲁国大长公主依然很跋扈。
他能立李氏为惠妃，还是因为鲁国大长公主一直没有产子，以此为借口，才得到了鲁国大长公主的同意。若非如此，他连立个妃子的权力都没有。由此可见亦蒙元公主之权势。他的忍气吞声，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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