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9年12月证券市场达到历史最高纪录日经指数38915点，之后开始一路走低。
加之之前，第一劝业银行在此前卖出了一兆亿日元的看跌期权给美国国际投资银行，也因此，随着证券市场价格下跌，第一劝业银行证券投资业务，亏了差不多一兆日元。
而自平成三年的夏天开始，大藏省发布了不动产融资总量管制的通知。
国土省公布了全国公示地价，定点评估的土地价格，以及停止银行对房地产的贷款，导致地产物业价格持续下跌，至今也没有停止下跌的迹象，破产了两百多家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以及住专金融公司、信用组合。
第一劝业银行，也在这些破产潮中受到了巨大冲击。
本来想着，跟随住友投资有色金属，可以在新的市场寻找一些收益，可谁想到，住友却遭到了诸多国际投资机构狙击，害得第一劝业银行也跟着亏损了十二亿美元。
如果是三年前，五年前，十年前。
亏这点钱，第一劝业银行的底蕴放在那，倒是无所谓。
可现在，本就风雨飘摇，一下子就让第一劝业银行的负债率，超过了资产总额。
野田切让无奈拿起电话拨给了央行办公室，不良资产率以及地产业和证券公司的坏账太高，现在只能求央行出手帮忙，不然，第一劝业银行只能等着破产了。
曰本中央银行。
一场紧急会议也在紧急召开。
因为，大东京都的三家大型金融机构，也到了破产边缘。
分别是东京信用社，东京协和和安全金融。
三家机构的存款规模达到2100亿日元，而且在首都，在领导眼皮下，也因此，大藏省，央行以及各级高官为此讨论该如何处理这个严重的问题。
但彼此讨论了半天，却无法一锤定音。
因为，大藏省和央行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微妙，每个人都代表着不同的势力。
有心人从几十年前就可以发现，曰本央行总裁的背景一栏中，央行和大藏省一直都是交替出现。
也就是说央行的嫡系，和大藏省的空降交替轮值担任总裁位置，而这绝对不是巧合。
这件事的起源还要追溯到二战结束。
当时曰本最强势的央行行长一万田尚登就职，这位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央行总裁，也是战后日本开国的功臣之一，被人称呼为“法王”。
从这个称号，就能感受到他的无上权威。
此人对于大势的判断洞若观火，曰本战败后，百废待兴，但人力物力，都极其匮乏，人们食不果腹，沉浸在战败被制裁的苦果中。
一方面有大量战争赔款需要支付，又被剥夺了军事自主权，经济又遭到战胜国压制，整个国家几乎看不到希望。
但一万田尚登却从苦难中看到了希望，洞察了苏联和美国之间必然会有一场终极交锋，加上曰本出于太平洋的地理位置，此人意识到，曰本唯一脱困的机会就在苏联身上。
当然，不是投向苏联。
当日的苏联，距离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不过都在战败国捞到了很大好处，已经积累了庞大的底蕴。
苏联的轻工业，也不像后来，一团糟糕，在亚洲市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万田尚登正是意识到，对于美国来说，曰本最大的价值就是拖住苏联发展的脚步，于是充分支持曰本轻工业制造发展，并且获得了美国的支持和信任。
这位在职期间最长的央行，不但能力突出，并且经常力挽狂澜，既充分利用了战后权力的真空期，又洞悉了国运大势，正是在他的带领下，曰本飞速走出了战后的困局，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打下了基础。
无人可以匹敌的贡献，令此人在金融系统有着巨大的威望，为了实现央行铁板一块的精英制度，此人甚至架空了法理上的上级部门-大藏省。
也正是因此，大藏省对此心怀不满，在一万田尚登卸任后，便开始对日银削藩，并空降了大藏省次官山际正道担任央行总裁，相当于要全面控制央行。
前人种因，后人得果。
几十年下来，就变成了大藏省空降总裁和央行嫡系出任总裁，轮流坐庄的格局。
其中的明争暗斗，随着大藏省三重康野降临，更是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当天，讨论无果。
但得到消息的记者们，却已经蜂拥而至，将央行新闻处围的水泄不通。
三重康野出身军方，做事雷厉风行，比记者提问，斩钉截铁说道：“金融机构脱离了央行的监管，对于系统性风险的抵御能力上犯了严重干的错误，而这种错误，不应该有所有人为此而买单。”
当天。
东京经济报解读了三重康野的发言。
三重康野认为，金融机构在房地产上的无限制杠杆，是这些机构财务问题的主要原因。
但在此前，大藏省严格强调了银行机构对于杠杆的限制，对于贷款资质的严格审查以及预防系统性风险的措施和规定。
银行机构却忽视了这些问题，放松了贷款审查甚至出现了鼓励透支消费等损害金融系统正常有序发展，央行、政府和所有人，没有义务为这些机构犯下的错来买单。
这是一个不容反驳的事实。
因为在大藏省调查的结果中发现，这些破产的银行机构，大规模坏账都是建立在银根放松的苦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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