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可是洋务派领袖，他的自身荣辱不仅关系到王公党切身利益，同时也对大清此时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影响甚深。
不论此次慈禧太后有没有打压洋务派的心思，事实上已经对气势如日中天，在地方上更是势力庞大的洋务派造成了极为不好的影响。
恭亲王在京城地位受挫，地方上的洋务派大佬们便少了一分来自朝堂的保障。
虽然此时无论曾国藩还是左宗棠，还有一直没有表态其实早已算是洋务派大佬的两广总督吴可，都已是羽翼丰满的一代豪雄，但他们毕竟是汉人身份很多事情在满人为主的朝堂上不好动作。
少了恭亲王的帮衬，各地打上洋务派标签的督抚就得直面顽固守旧势力的攻击，虽然他们并不畏惧麻烦，但麻烦能少一点是一点。
所幸恭亲王没有被一撸到底，虽然不能参与中抠事务，但以他亲王的位份还是很能做一些事情的。最起码慈禧太后在彻底解决残留顾命大臣之前，不可能将恭亲王以及地方洋务派彻底得罪。
……
朝廷明发上谕后，两宫太后并没有立即召见恭亲王奕。
而恭亲王奕请求召见，她们也不予理睬以示冷淡。直到二十几天后的四月十四日，她们才召见了恭王。这时的奕已深知慈禧的厉害，他诚惶诚恐不知所措，深自愧悔伏地痛哭，作出了服从谕旨听从裁决的姿态。
慈禧也许是动了恻隐之心，也许是裁抑奕的目的已经达到，也许是军机处没有更为合适的人选，便于同日发了一道上谕：“恭亲王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无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
这就恢复了恭王的首席军机大臣职，但“议政王”名目却永远地削除了。是恭王仍被命枢廷矣，然已无‘议政王’之尊称。名位固已较前大为减削，此虽王年少不学，关于大体，积嫌蒙衅，自取之严谴，然亦太后集权之手段也。
这一次慈禧太后对恭亲王发难，可以说突然之极让人大感措手不及，恭亲王的表现也平庸到了极点，可以用毫无还手之力来形容。
这对于心高气傲的恭亲王而言，可是极为突兀丢脸之事。
同治四年九月（1865年10月），咸丰帝奉安定陵，恭亲王襄办奉安事宜有功，两宫太后欲加优奖。此时的恭亲王牢记“功高盖主”的古训，“以盈，满为惧，再四固辞”，再也不敢领受什么奖赏了。
所以慈禧将恭亲王交宗人府议叙，宗人府评价甚好：“惟恭亲王谊属宗藩，首参机务，近来事无巨细，愈加寅畏小心，深自敛抑。”
慈禧很满意，特颁一谕旨：“所有三月初七日谕旨，著无庸纳入起居注，以示眷念勋劳，保全令名至意。”所以同治四年三月初七日起居注仅书：“命恭亲王毋庸在军机处议政，并撤一切差使。”而无慈禧起草的朱谕全文。这是慈禧为缓和同奕的矛盾而采取的一个步骤。
恭亲王奕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面奏两宫太后收回对其长女封为固伦公主的成命。两宫经考虑便以同治帝名义发一上谕，同意了他的请求，但封其为荣寿公主，所有一切仪制服色仍照公主例。奕怕功高加祸，严厉约束自己谨慎行事。
总之，这场由两宫太后，主要是慈禧发起的对恭亲王奕的斗争，前后经一个多月便基本结束了。这事来得突然去得迅急，最后慈禧太后也达成目的。
等到地方督抚得到消息，并准备做些什么的时候，事情已经尘埃落定没有转圜余地，其他人怎么想的吴可不清楚，反正当时吴可骂了娘。
他一则对慈禧太后如此迫不及待揽权不满外加警惕万分，同时对于恭亲王的软弱表现实在看不过眼，只要恭亲王在此次事件中强硬一点，等到各地封疆反应过来最不济也不会闹到最后这个地步。
事情虽然结束迅速，但吴可还是通过从京城传回的消息，招来身边幕僚班子好好研究了一番，总要搞清楚慈禧太后究竟怎么回事，免得以后自己重蹈覆辙。
……
安得海是慈禧太后的御前太监，一名安德海。其人狡黠多智西太后甚宠之。
孝钦（慈禧）御前监小安方有宠，多所宣索，王（恭亲王）戒以国方艰难，宫中不宜求取。小安不服，曰：“所取为何？”王一时不能答，即曰：“如瓷器杯盘，照例每月供一份，计存者已不少，何以更索？”小安曰：“往后不取矣。”明日进膳，则悉屏御瓷，尽用村店粗恶者。孝钦（慈禧）讶问，以六爷（奕）责言对。孝钦愠曰：“乃约束及我日食耶？”于时蔡御史闻之，疏劾王贪恣。
也就是说，安得海恃宠而骄，借慈禧名义，在物质要求上贪得无厌，遭到了心高气傲的恭亲王奕理所当然的反对。但是狡猾的安得海设计圈套恶进谗言，挑拨慈禧和奕的关系，制造矛盾，妄图用慈禧打击奕，慈禧偏偏又中了计。而这个矛盾恰被任署日讲官的蔡寿祺得知，他认为有机可乘便上疏弹劾奕。
这事在京城坊间传得沸沸扬扬，吴可手下幕僚班子一致认为慈禧偏听偏信安得海之类的太监的谗言，并因而猜忌、戒备恭王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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