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醇亲王奕环、盛京将军都兴阿、漕运总督署山东巡抚文彬等认为“各国之患，四股之病，患远而轻，俄人之患，心腹之疾，患近而重”，沙俄是最大敌手，当务之急是“严备俄夷”。
海防与塞防之争焦点在于传统与现实交锋。传统派和洋务派，争论如何救国，是固守封建礼教典章制度，还是学习西方现代文明。以大理寺少卿王家壁、通政使于凌辰为代表的传统派，寄希望“天朝上国”文物制度抗衡西方工业文明，以“天朝礼治文化”应对西方强权政治，指责李鸿章“以夷变夏”是卖国。
而以李鸿章、沈葆桢为代表的洋务派直面惨淡，主张“舍变法用人”。传统与现实之争，是海防与塞防争论的深化，是对政权顶层设计的新思维和新主张。
海防与塞防之争，反映清廷已成“亲贤夹相辅助，主国三公，事权无不下移”的行政体制，军国军政大事，集思广益，广泛咨询，由疆臣复奏，海防之议参与者涉及淮系、楚系、南方三督系，守旧派、清流派等不同利益集团。
左宗棠感叹：“臣曾督海疆，重参枢密，窃见内外政事，每因事权不一，办理辄行棘手。盖内臣之权，重在承旨会议，事无大小，多借疆臣所请，以为设施。外臣之权，各有疆界，虽南北洋大臣于隔省事，究难越俎。”
反映出中央与地方关系微妙，集权衰落，权力下移，决策迟缓，处处受制，诸强时常“空言搪塞”，大员不能“内外一心”，谋私利轻国利之风甚重，清廷只能折中“海塞并重”。
晚清边疆危机是海权和陆权地缘政治争夺结果，从阿基里德到亚里士多德都从海军强弱中看到国家兴衰。原本历史上的1890年，美国海军军官马汉提出了系统的“海权论”，指出海权即是利用和控制海洋视为世界历史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海上军事力量和和平商贸航行，前者是海权基础，后者是海权目的，二者相辅相成。海权是国家获得世界霸权的基本途径，是国家竞争、敌对和战争暴力的记录，控制世界必须控制海权。
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提出了系统的“陆权论”，倡导联系地理、历史与政治的新地理学，指出“谁统治东欧，谁便控制‘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便控制世界”。
心脏地带指欧亚大陆的中心和北部，大约900万平方英里的范围，包括东欧和中亚一带。心脏地带没有可通往海洋的水路，是一块联成一体的陆地，除了一些亚北极区的森林，适合陆地力量的机动。
而世界岛指亚欧大陆，是世界政治的地理枢纽地区。海权论和陆权论是西方地缘政治学中最基本的两个理论流派，它们各自强调单一地缘因素的重要性。
不论海权论与陆权论是否客观地解释了世界政治的基本形态，但至少在主观上影响了国家的对外行为。海权论和陆权论都强调强对抗，国家间把海权与陆权的争夺和战争看作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内容和基本主线。
……
中华民族是大陆性的民族，民族的发展是由西到东，却从未进一步向海洋作大规模或有计划开拓。明代以前中国外患集中在东西北，海疆除小股骚扰外较为太平。
清廷晚期被西欧海权和沙俄陆权攻击得毫无还手之力，产生千古未有之巨变，过去的故事现在依旧演绎。
传统中国塞防是西北边防，左宗棠在‘海防’与‘塞防’之争中竭力反对牺牲“塞防”保全“海防”，那时“塞防”主要是新疆，现今又多西藏。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地理位置重要，既是中国石油蕴量较大之地，又是中亚方向陆路进口油气之主道，聚集了“三股恶势力”。
作为历来是民族迁移交融和多民族杂居以及多种宗教广泛传播的地区，新疆从不是一块太平之地，历史上没完没了的分离、分立和分化现象重复上演，隐患重生。
西藏，作为一块天然屏障，地势险要环境恶劣，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朝廷重臣魏源曾曰“卫藏安，而西北之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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