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是，嘉谷改变了太多东西了。”九三垦区的田仁里的笑声远远传来，只听他中气十足地说道：“我打听了一下，听说你在这边，过来试试看……呵呵，我的运气还不错。”
对于国营大豆农场来说，手握“嘉豆13号”的齐政现在就是散发着香气的肉灵芝，哪怕是不速之客，田仁里也是要做的。
齐政并不奇怪他能找过来，反倒觉得他的反应算慢了。
央视的王导演见状，笑着打了个哈哈，就带着摄像组先离开了。
“土地变股权，农民当股东。既能拿工资，还能得分红。”田仁里身边带了一位秃顶的中年人，打量着分红现场啧啧有声，道：“你们嘉谷合作社的社员，比我们国营农场的职工过得滋润多了。”
齐政嘿嘿的笑了两声，道：“可不敢与你们国家队比拟，你看我这为了将农民组织起来，费了多少脑细胞？”
田仁里轻咳两声，想说什么，但终究还是忍住了。
他们国营农场，天然的就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拥趸，从这方面来说，与嘉谷大力组建农民合作社的目标一致。
但纵观国际，各国农民合作社的普及推广都是通过政府机构的有组织推进去实现的。
通常的做法是，地方政府通过自己的相关机构，如基层政府的各类涉农机构，一方面开展合作社的教育培训工作，为农民合作社培训专门人才和农民骨干；另一方面，派出工作人员直接帮助和指导农民建立并管理合作社。
但在国内，我们的基层干部，包括市区县和乡镇干部，普遍缺乏农民合作社基本知识，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能力指导当地农民建立比较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碍于国企身份，田仁里不好对此多做评价，只好转移话题道：“齐董，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黄泛区农场的郭场长。”
田仁里身边的秃顶中年人与齐政握了握手，笑道：“久仰齐董大名了，听说嘉谷要在黄淮海地区推广‘嘉豆13号’，我就冒昧跟着田总过来打扰了。”
齐政摆摆手道：“哪里的话，我得感谢贵农场对我们嘉谷新品种的认可和支持……”
黄泛区农场是豫省唯一的大型一类农垦企业，常年种植大豆，此前还引进了嘉谷的高蛋白大豆品种，因此齐政对于他的上门也并不感到意外。
三人寒暄几句过后，话题又自然而然地回到了嘉谷合作社的分红上。
“好家伙，我算了算，加入嘉谷合作社的社员，投资回报率快达到40%了吧？”田仁里也旁观了嘉谷合作社的分红，简单一算，就得出了令人惊诧的结论。
齐政笑而不语。
嘉谷系合作社充分体现了合作社的基本性质和功能，即合作社大部分盈利最终为全体社员所分享，40%的投资回报率听起来夸张，但并不是天方夜谭。
而这落在田仁里与郭场长眼里，就是绝对的“稀有之物”了。
田仁里都不禁对齐政竖起大拇指：“真·合作社！”
他们对国内大部分的农民合作社还不了解吗？
区分鉴别是否是真正的农民合作社很简单，看它们的利益格局如何设置就行了。
那些打着合作社的旗号进行农业生产的，作为合作社社员的农户基本无法参与任何决策，也无法公平地分享收益。所谓的“合作社”，更多只是为能人大户、龙头企业或各类公司等创办主体带来独享利润，它就不是真正的农民合作社。
嘉谷系合作社能有今天，可不仅仅是一句“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就能概括的。
从生产力角度来看，它固然打破了小农生产的格局；但从利益分配角度来看，它是继承了中国农村长期以来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收入格局。
“半工半耕”，即年龄比较大的老一代在家务农，年轻人外出务工，由两代人同时务农和务工来获取两笔收入，从而获取相对体面的生存条件。
正是这种模式，使小农经营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很多难以在城市里站稳脚跟的农民工并不会将耕地流转出去，更不用说会卖掉了，而是留给年老父母耕种。父母耕种小块土地，收入不多，却基本上可以应对家庭一般性人情社会支出，可以解决一家温饱问题。有了父母的务农收入，年轻人在城市务工收入就可以储蓄下来。
嘉谷系合作社设置的利益格局最妙也是最难做到的地方，就是没有剥夺农民从土地获得基础性收入的机会，反而把农民从艰苦且低效率的劳动中解放了出来。
据田仁里的了解，很多上了年纪的农民把地交给嘉谷合作社去种后，每年稳稳地拿分红，同时可以为儿女照顾下一代，减轻儿女的压力，不知道减少了多少家庭矛盾。
如果不是嘉谷系合作社本身具备的“维稳”作用，田仁里敢肯定地说，在土地流转经营政策相对模糊的当下，嘉谷想将合作社安安静静地发展到如今的规模？做梦吧。
另一边，黄泛区农场的郭场长心情就相对更加复杂了。
几乎在全国所有省区，国有农场的农业机械化程度、科技水平、农业组织化程度、农业综合服务能力都好于地方。能以占全国不到4%的耕地，提供占国家定购粮10%的商品粮，一向是让郭场长这样的国农人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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